这么做的确可言迷惑和欺骗大多数人，而在乡土舆论当中形成当事者只是是在运气不好，或者不幸有子弟败家之类，非主观的普遍认知和氛围，以及老爷们总是急公好义而扶危救困，出于无奈才收了对方的田产，还收下对方做佃户和奴仆作为补偿云云。
许多所谓的靠累世行善发家的“大善人”、“大田主”、“良绅”什么的，就是这么一番具有相当欺骗性和隐蔽性的套路，给一代代慢慢的催生和打造出来。
而还有不那么讲究的，就会直接勾结官府派下来的胥吏，给事主儿罗织各种罪名和是非过失，然后恐吓他们变卖身价出来打点和弥合；如果对方比较顽固的话，那就正好以抗税抗捐为名捉了去拷打站枷，直到家人拿出财货来赎回；
如果遇到比较强硬又有点基础的家庭，比如兄弟比较多的农户，再花钱收买公人直接上门，就显然有些得不偿失了。这时候另一种手段就开始派上用场了；首先是那些城狐灶鼠、破皮无赖什么的上门滋扰，不停的恶心人，乃至昼夜不停尾随左近的惊扰和恐吓其家人。
一旦事主不胜其烦愤而出手的话，就会顺理成章的落入其彀中而吃上官司，开始不断的折腾和消磨其身家；但是如果事主依旧不吃这一套，反过来强硬以对的话，那就轮到最后一种手段了。
这些大户家中旺旺蓄养着亡命为爪牙，而同时与那些流窜在山野中的贼寇、匪类，乃至深山里的土蛮寨落，都有所瓜葛和往来干系；于是，不知好歹的事主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一夜之间天降横祸；不是自己或是家人被劫杀、绑架于外出的道途上，便是举家被流窜的剧盗给灭了门。
这样，就算时候有死剩种幸存下来，也无法与掌握了大多数社会资源和人脉、舆论的豪族较劲了，就算是想要告官申冤的话，光靠自己的力量能否活着走出家乡，而不出任何的意外还是个问题呢。
故此，许多还算殷实或是灾年勉强过得去的中等人家，就是在这种大鱼吃小鱼的兼并游戏当中，纷纷破产和沦为他人奴婢的。在义军打掉这些大户全族，并确保其短时内再也无法翻身之后，他们才敢纷纷站出来现身说法进行一一的揭举。
然后又有人为了家破人亡的仇恨而就此投了义军，一方面是为更多相同遭遇的人讨回公道，另一方面也算是藉此远离这篇伤心之地；只是，在知悉这些手段和内幕周淮安看来，这又是一种何等绝望和窒息的现实和状况啊。
却又让他不免生出一种恍然隔世的错位感和即视感么，这不就是后世那些城乡结合部里拆迁工程当中，那些半灰不白的拆迁公司和讨债公司，在洗白的社会资本遥控和圈养下所扮演的角色么。只是在过了一千多年以后，依然是换汤不换药类似的套路和手法啊，
只是在社会主义的红旗和招牌下，那些资本暂且没有了敢于公开与之勾结的官面手段；所以只能拼命的收买各种无良文人和公知、专家，到处鼓吹在农村回归“乡贤之治”，来取代基层党组织的权威和用途；然后在城市里宣扬“国退民进”的小政府好处，好给“有活力的民间力量”腾出空间和余地来，让他们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价值导向”。
所以在这种令人绝望而麻木的社会现实之下，普通人家基本上没有继续改善种植手段，或是采取良种的动机、余力和条件；就连肚子都没法填饱之下，也就谈不上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了；
因此，只有那些坐拥大片田地的豪族们，才有条件和余地，比较随心所欲的决定种植作物的具体种类和多样、丰富性；并在此基础上维持丰富多彩的饮食习惯和日常享受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