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的关键就是身份认同的问题，岳飞再怎么厉害，在大宋官员和皇帝眼中也是个异类，因为他不是科班出身，而是一个纯粹的武人。
他得不到宋朝主流阶级的认可，稍微犯点错误，不光没人帮你说话，还全是落井下石的，这就叫阶级认同感。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虽然这时候的知识分子有时代局限性，但他们还比较纯粹，踏踏实实做学问、用良知说话、爱惜名誉、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才是他们的最高追求。
不管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争论的只是学术问题。大家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才是对的，才是对国家有利的，并誓死捍卫寸步不让。这种争斗并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更不是为了政治利益互相倾轧，底线比较高。
其实这种争夺对国家和社会利大于弊，理不辨不明。凡事必须拿到桌面上掰扯清楚才能知道好坏利弊，不能一方说了算，别人连提意见的机会和能力都没有，这样就失去了纠错功能。
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可以做到永远正确，越是重大的决策就越要更多声音一起争论、推演。
不怕慢就怕错，走慢点没关系，只要方向正确总是在前进的。但要是走错了方向，走得越快越完蛋。
这种重大决策只需要错一次，就很可能抹除掉前面的九十九次正确，让国家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因为它会耗费极大的社会资源，再想改回来，还得浪费更多。
宋朝的派系斗争和党争大多是属于学术上的争论，不管输赢都不掺杂性命攸关的问题，这就让参与者的道德底线不会太低。
试想一下，如果谁输谁就会被入狱甚至杀头或者满门抄斩，那争起来还顾得上道德吗？必须是什么龌龊招数都得用出来，力求把对方先置于死地。什么脸面、节操都忘了，因为输了就是死，这就是人性。
假如压力没有那么大，输了不过就是暂时失势，就像考试考砸了回去再复习一年，把自己的学问做好还可以重头再来。
那时政客们的道德底线就会相对高一点，不会随便用那些龌龊招数。因为以后自己还得东山再起呢，名声很重要。
从王安石为苏轼求情这件事上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于没事儿就给自己捣乱、还鼓动别人一起捣乱的苏轼，王安石并没采用赶尽杀绝的手段，而是就事论事，免得以后没人再敢张嘴说话。
而保守派也一样，逼得王安石辞职不干了，保守派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司马光也没揪着王安石不放。
该认同的道理照样认同，该反对的新法依旧反对。一切只对事儿不对人，并没说王安石下台了，他的所有主张就都是错的，就都要推倒重来。
洪涛认为这一点才是宋朝最值得夸赞的地方，允许不同声音出现、不以言获罪、不搞人身毁灭的终极大招儿。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同时，保住了人性中好的一面儿，尽量抑制住人性的恶。
也正是因为王安石、李公麟都是知识分子性格，所以他们才有心情和自己这个疯驸马讨论国家大事，且不认为这是对牛弹琴。
因为纯粹的知识分子有个非常明显的属性，他们愿意讲道理，尤其是和同类讲道理。能用道理说服别人在他们眼中是最高的成就，谁不服就抓起来逼着人家低头，在他们眼中就是臭流氓和人渣，很没德性。
这次洪涛没给两位高官留任何颜面，他本身也是一个愿意讲道理而且口才不错的大喷子，也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世界观。只要和对方有碰撞，那必须口吐莲花把对方说服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