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整个京兆局面，也因此变得风声鹤唳、几至道路以目。要知道关中久乱经年，垦桑之数本就不足，生民若想得于足够谋生物资，樵采渔猎是非常重要的谋生手段。特别一些乡户坞壁为了能够达到坚守目的，往往也要选择依山傍水所在。
封锢令的颁行，可以说直接将关中民众赖以生存的资源砍掉一大块。所以这些关中民众如何反应，便也可想而知。
为了配合封锢令的执行，驻于关中的王师也将戒备等级提到最高，郭诵亲自作为李充的副手，大量游骑斥候遣散于郊野，生民凡有异常集聚的民变趋势，俱都第一时间予以镇压。
这也多多得益于王师西征过程中的强势，许多京兆乡豪坞壁被摧毁，部曲多离散，即便是再作乡势串联，又怎么可能比得上王师迅敏的动员力度和反应速度。
眼见通过民变的手段不能阻止行台这项政令的实施，许多乡士便结伴前来长安请愿，痛陈关中乡情特殊，一旦山水封锢，生民必将贫困潦倒至死。
而这些请愿也谈不上是什么私谋，因为的确是道出了关中一部分实情。关中乡情久来如此，一时间强令如此大规模的改变，骚乱是无可避免的。
可是就算对于这些请愿的人，李充同样也不客气，规模但凡超过百人，不问请愿内容为何，直接擒拿监押。
这些乡士们各有民望在身，一旦他们不能集结聚拢成势，单纯靠乡民们自发的组织，即便有些骚乱，但也不足糜烂成为大的动荡。
而且酷烈执法之外，李充也在推动编户的制度实施。关中制度已成废墟，郡县境域都模糊不清，因此在惯常的思路之中，想要尽快恢复秩序，则就必须要仰仗地方乡户的配合。
这也是为何胡虏久虐关中，关中仍有大量豪右存在的原因之一。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们的存在就是胡虏统治手段的一种辅助和补充。通过对他们施加羁縻与剥削，效率要远胜于针对生民个体的掠夺。
但是行台对于关中形势讨论已经良久，早已经磨合整理出了一整套的方案。乡里宗族这样的基本行政和人伦单位，既然短期内不能整合起来，那么就区别于此创立一套新的制度，而这一套制度核心名为“乡社”。
将乡民编户，集结成社，百丁为一社，三社为一乡。一丁便是一个独立的纳税和服役单位，就是一户人家。换言之，一社为百户，一乡则为三百户。
搭配乡社制度的还有囤储制度，五尺为一垛，五十丈为一仓，百五十丈为一库。一垛对应一丁，生民劳作产出存储于垛，垛半归仓，仓半归库。
这既是乡民生产组织，也是赋税收缴制度，粗暴且直接，尤其无论仓垛都是可以眼见的具体容量单位，能够最快速的将概念建立起来。
这些制度的颁行，首先要建立在对人身的绝对控制上。在此之前，西征军队也早已经将基础铺垫起来，那就是长安周边多达几十万的难民。
因为法令简便且易于操作，所以单凭李充带来关中的几百名吏员，在极短的时间内，便于长安周边整编出多达七百余社的乡民，这就意味着增加了七万多户的在籍生民。即便是最基本的户众为三，也意味着多达二十余万的民众被纳入统序制度中来。
与此同时，长安周边杜陵、灞上等各地仓垛俱都拔地而起。有了确实可见的存储单位的建筑，生民最核心的目标便是填满这些仓垛，而不再是追求那些飘渺不可见的所谓权宜。
乡社这样的基本行政单位确立起来之后，各种配套的生产、徭役等各种政令便都有了立足的基础。乡社各以干支为编号，粗分阴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