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人，按照她一个外行的观感，玛丽倒是觉得他还可以称之为十九世纪的营销之王和包装之王。

    十九世纪的人们指责巴纳姆用谎言包装自己的展览，从而使得人们忽略了售卖的物品本身。然而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不过百余年的时间，当下人们仍然口诛笔伐的“不道德”，会成为无比普遍的事情。

    资本主义发展到二战之后，社会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消费主义引导下社会中的任何事物，乃至于人，都是能够被娱乐消费的对象。人们的精神生活进入了近乎于狂欢的状态中——特别是在互联网步入每家每户之后。

    任何事物都是商品，任何商品都可以加以包装。这样的现象愈发普遍之后，逐渐地我们消费的不再是商品，而是一种虚假的“景观”。

    大家沉浸在充满着广告宣传、营销引导的景观社会中，处处是作秀，处处是表演，处处是虚假的“公关”，至于它本来面目是什么，本质究竟是什么，已经不是最为重要的了。

    玛丽早就习惯了这样的商业手段，所以她这几日翻阅当时批判巴纳姆的评论和新闻时，强烈的反差感让她颇为感慨。

    相比之下，怪不得有些现实主义作家宁可怀念过去的贵族阶级作风，也不愿同新兴的资产阶级同流合污了。

    玛丽这种自诩清醒的现代人，道德底线反而不如十九世纪的人们呢。

    这让玛丽对接下来的案件有了一个稍微与众不同的思路。

    “我也想写这么一个马戏团，”她说，“和巴纳姆的马戏团一样，成员不是侏儒、就是残疾，他们靠着自身缺陷赚取金钱，来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

    “那这和盗窃案有什么关系？”伊丽莎白追问。

    玛丽陷入了片刻的思索。

    她仔细斟酌语句，同时也在迅速地清理自己的思路。

    “因为，”她说，“马戏团的老板在抵达巴黎的第一天就宣布，他来此的目的不在于演出。”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要带着他的马戏团成员，”玛丽拉长音调，“去偷巴黎最宝贵的那幅画——蒙娜丽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