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皇帝仙游，太子监国以来，时间虽然不长，大明从朝廷到地方，均有了一定的变化。
巴蜀距离京城较远，还未受到多大的影响，两大都帅均从京城前来，对那边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自然心知肚明。
太子监国与皇帝施政大为迥异，反对者更是犹如过江之鲫，正因为如此，才爆发了京营叛乱，好在很快便被弹压下去了。
但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在太子的雷霆手段之下，厂卫从朝廷里清理出的蛀虫多如牛毛，面对抄没出来的家当，蛀虫们更是百口莫辩。
在成车的证据面前，一切狡辩都是苍白无力的，连国仗周奎都未能幸免，更何况是其他勋贵以及文武百官。
太子受仙界太祖高皇帝的点拨，行事自然是雷厉风行，全然悖于陛下那种口头批驳式的愠恼。
由于惩处贪墨而受到牵连之人高达数千之多，除了极个别罪犯会被枭首示众之外，其余均会被发配到山栋挖矿。
当然，这都是他们自寻死路的结果，那天没有“黄豆公”，也就没有后来一连串的故事了。
关于这位“黄豆公”，孙传庭可是当场亲历过，便为傅宗龙简单叙述了一番，作为推杯换盏之间的谈资。
听得傅宗龙真是哭笑不得，不过也很理解，勋贵们一毛不拔的德行，他也很清楚，蜀王便是如此，没有这番经过，也不会被抄没家当了。
两大都帅对年幼的太子能有如此手段均交口称赞，不吝任何溢美之词，起码进剿的军费都是由太子殿下筹措得来的。
每月六十万两的“剿饷”，可以领到年底，光是今年剿寇的花销便不下四百万两之巨，这还不算各地守军的开销，放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朝廷有了钱，自然万事都好办了，大兴土木，以工代赈，编练新军，进剿贼寇，凡是因为缺钱办不了的事情，这下都可以一并解决了。
听到洪承畴转述太子殿下的估计，是年在北方赋税全面的情况下，岁入不会低于两千五百万两，远超去年时，傅宗龙都觉得不可思议，却很是盼望能够实现。
京城那边发生的其他事情，傅宗龙也通过陆续送来的《京师日报》得知了，一些最为重要的最新正令，已经开始下发到各个州府，准备实施了。
在赶走贼军，恢复川内秩序之后，傅宗龙在某太子的特许下，也打算着手大批量印刷《京师日报》，让巴蜀士绅百姓都了解到朝廷的诸多利好正令以及京城那边的消息。
对于报纸这种类似于邸报，信息量却远高于邸报，包罗万象、博采众长的新鲜事物，傅宗龙是啧啧称奇，更是将某太子视为天人一般，确有来自仙界之象。
别的不说，光是在川中的发行量，正是发售的话，每天都会不下数万份之多，广告费用也不可小觑。
在各地转印的话，新闻内容还是完全翻版印刷，但广告版位就可以转换到当地招商，换成本地的广告商，这又是一笔巨大的进项。
刨去两成税费之后，京师日报报馆与当地官府要各占四成利润，广告位的价格是定死的，只要发行一天，价格就能算出来，连暗自减少分红的可能都没有。
川中的发行地在诚都，那边商贾云集，让他们明白报纸这个传媒的作用和价值之后，就很好招商了。
洪承畴与孙传庭行军打仗，多有不便，并不能按时看到每日发行的报纸，而且由于距离京城较远，时间总会延迟十天左右，不过也能用来消遣解闷。
除了报纸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