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是未必。
秦惠文王嬴驷车裂商鞅的理由，仅仅是之前的太子太傅公子虔等众人捏造的谣言，不但没有真凭实据，而且定罪极快，所处的刑罚更是残酷之至。
《战国策》曾记录了秦孝公病重时，曾主动提出把秦国国君之位禅让给商鞅，而商鞅惶恐，并没有接受。秦孝公当时的太子嬴驷已经成人，他是出于怎样的考量想要禅位于商鞅，而不是按照宗法规矩，传位于既定的继承人嬴驷，仅仅是因为商鞅于秦国有大恩，还是商鞅一个卫国人，比嬴驷更合适来治理秦国？作为太子的嬴驷，若是知晓秦孝公这样的举动，难道会无动于衷？
传闻鬼谷子在分析各国局势时，对商鞅曾评价道，商君若是长寿，必不得好死。
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动而地割，兵休而国富。功如丘山，名传后世。
如此成王业，兴霸图的商君，为何会不得好死，以致秦孝公临死前，都在处心积虑地为商鞅埋下滔天祸患，甚至传言留下遗诏，让秦惠文王诛杀之？
一言以蔽之，帝王心术。
中国自出现帝王以来，在位的帝王，时时刻刻都在担心自己的王位不保。他们恐惧庶民百姓，恐惧将军士兵，恐惧文臣士子，恐惧宫妃媵嫱，恐惧奴隶奴婢，恐惧敌国外族，恐惧天灾人祸。这些帝王们，无时无刻不活在恐惧之中，猜疑身边的每一个人，猜疑发生的每一件事。而一旦他们不恐惧了，这些帝王的末日，恐怕也就不远了。
对于秦孝公而言，商鞅已经替他完成了变法，秦国新法已立，新都已定，商鞅已经实现了所有秦孝公寄予他的期望。而此时，商鞅已经成为秦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良造，成为改革的最大利益者，集变法威望于一身，国人皆知商君而不知太子。更妙的是，秦孝公一直在为商鞅变法保驾护航，缓和改革派与宗室及守旧派的矛盾，宗室及守旧派所有的矛盾却全部集结于商鞅一人身上。
自古以来，所有辅佐帝王成就一番功业之人，往往逃不开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远的不说，吴越争霸时，范蠡文种辅佐勾践卧薪尝胆近二十年，才使得越过重新发愤图强，灭吴称霸。之后，范蠡婉拒了勾践的高官厚禄，功成身退，从而能够逍遥于五湖四海。而继续想与勾践同富贵的文种，最后只有一杯毒酒，死无葬身之地。
秦孝公临终时，所提及的禅让之言，就是他作为君主，对于商鞅最后的仁德。若商鞅能够领会秦孝公的深意，不再恋栈权位，甘于辞去大良造之位，从此如范蠡般闲云野鹤，还是能有善终的。
但是商鞅没有这么做。
那对于继位的嬴驷来说，这么一个集变法威望，实权，及宗室权贵怨恨于一身的商鞅，残杀之，既可以立竿见影地确立刚刚登基的威信，又能缓解与宗室权贵的矛盾，更能把所有的军政大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何乐而不为呢？
而商鞅之所以会死得如此凄惨，就在于他舍不得变法带来的威望和权势，看不清自己作为秦孝公一枚棋子所处的形势和格局，辨不明秦惠文王只会杀了他而绝不会让他逃至他国的心思。
立身不正，所为失当，身处商鞅如此地位，必不得好死。
与帝王关系亲密如周成王叔父的万世圣人周公，也因帝王之疑，不得不避难远走；与秦孝公君臣相宜，于秦有不世之功的商君，也因帝王心术，得了车裂之死。替秦王游说各国，以连横之法说服各国亲秦，两为秦相的武信君张仪，作为一个魏人，真得能得秦王全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