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假日，西蒙常约上几个要好的伙伴进入山里，寻访珍贵的树木，领略贺兰山的壮美风情——在2000米以上高山处，阴坡生长有成片的油松林、云杉混交林；在2400米的高山阳坡上，生长着浅绿的山杨林或山杨；他们曾在山中寻觅到一片少有的、珍贵的云杉林，云杉林中劲风飒飒，涛声阵阵，犹如钱塘大潮汹涌澎湃┄┄。
老郁在精密仪器专业的“认知沙漠”里艰难地跋涉——本学期已有两门功课不及格了，还有一次补考机会，老兄，一定要坚持住！
三
寒假到了，我和老郁一起乘火车回京。北京站有趟公共汽车正好途经府右街，大姐早早就在车站上等候了，我们在寒风刺骨的站牌下进行了交接。为感谢我这些日子对西蒙的照顾，大姐约我两天后到她家吃饭。
我如约而至，到了约定的大院门口，一瞅——好家伙！这可是国务院宿舍呀。大姐迎出来接我，边走边聊——她父亲早先是国务院副秘书长，母亲曾是国管局的负责人（已去世），所以住在这里。正说着我们来到一幢50年代的苏式住宅楼前，大姐家就住在这栋部长楼的二层。
岳大姐的父亲70来岁，气宇轩昂，举止儒雅，一副知识分子老干部派头。他平静地向我讲述他的革命经历，令我肃然起敬——1923年只有17岁的他，在李大釗推荐下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与从法国来的“旅欧少共”主要成员、以及国内来的革命青年成为同窗好友，并在学校加入了党组织。回国后曾担任**早期领导人的秘书，在江浙一带从事地下工作，后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才得以出狱，成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分管外事、外文委和统战工作的负责人。解放后历任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局長，国务院副秘书长。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欧美同学会会長。
席间，老人感概万分地说:我们为之奋斗一生的——不是让国家和人民遭受动乱带来的灾难，也不认同“越穷越革命”的观念和让经济停滞不前的做法，更不允许“做后门”和“官倒”等**现象的存在，目标是要建设一个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社会进步、民族复兴的现代文明国家。这是一位革命老人对未来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真实心愿和期许┄┄。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新泥。” 春去夏至，老郁踉踉跄跄跄地毕了业，被安排到国家专利局工作。而岳雅大姐则继续领跑她的精英人生，1983年考入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比较心理学”的硕士学位，她是我国现代比较心理学的先行者。她的教育理念鲜明、中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倡导部分中学实行“男女分校”制，让孩子有充分的权利选择成长阶段多样化的教育方式。
我则从学院毕业后回到企业，与大姐和西蒙保持着时断时续的联系。1986年岁末，我在北京短期培训期间，前往大姐在中央教育研究所的宿舍作客。刚进家门，眼前是一个零乱不堪的房间——衣物、玩具摆的、堆的到处都是┄┄。完全应该理解，大姐一个人照顾着“老小”两个小孩，此时他们的儿子郁飞刚满九岁了。
岳雅大姐向我发牢骚：“单位重点培养35岁及以下的年轻知识分子，自己研究生刚毕业就被划到中老年知识分子堆里了！”她倔犟的性格难以接受这种“一刀切”的按年龄的归类方法，这或许也是她后来选择出国留学的原因之一吧。
临别时我说了一句表示同情、但不是很恰当的话，我说:“大姐，这样的日子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