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若论起矿产资源，恐怕就只能算作“地大物薄”了。
李曜已经参政议政了好几年，当前唐朝境内的金银铜匮乏到何种程度，她可谓是一清二楚。
依唐令，天下诸州每年常贡，皆应当为本地土产之物。
如武德十四年，唐朝境内有百处铜矿场，岁贡纯铜六十多万斤，按照后世的计量方法算下来，总共还不到四十吨。
随着唐朝经济的不断繁荣，民间对“开元通宝”的需求量亦越来越大，可官府的铜储量却跟不时代的发展，只能默许以物易物，或以绢帛为硬通货，来弥补官方制钱数量的不足。
正如香山居士的《卖炭翁》里面那段“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所反映出来的情况一样，唐初价值还算尚可的丝织品，到了以后肯定会出现“钱贵帛贱”的现象。
而绢帛等丝绸恰恰又是大唐最为重要的对外出口商品，所以“钱贵帛贱”很容易导致唐朝在互市交易里总是相对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与此同时，随着绢帛价值的降低，又会使得铜钱需求缺口的扩大变得越来越难以遏制。
为了解决这种问题，传统的办法不外乎有两种：一是降低法定货币的成色从而增加流通数量，二是限制和禁止民间铸造铜器。
前一种办法的弊端极大，完全可以说是“饮鸩止渴”。
官方开了铸造劣币的坏头，在利益的驱使下，那民间自然也会跟进。只要市面不断出现私炉盗铸的假币，“开元通宝”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值钱。
面临钱币流通的混乱局面，饶是官方出台严刑峻法或以好钱换劣钱，到得最后也无济于事。
至于第二种办法，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有政策，下有对策”。
由于受到“帛贱钱贱”的影响，作为唐朝制钱主要材料的纯铜无疑会变成保值品，从而造成铜与钱的比价失衡。
严重如中唐时，甚至还曾出现过一枚铜钱没有钱里的铜值价的奇葩事儿，所以不难想象限铸令和禁铸令所起到的效果，定然都是差强人意的。
李曜作为先知先觉的穿越者，自然知晓唐朝当前这种单一货币体系存在着哪些严重缺陷。
以千年之后人们的眼光来看，似乎搞出几家银行，发行占资源极少的纸钞才是这个问题解决之道。
但要知道，如果没有后世先进的防伪技术和坚实的金融基础，结果只能如同宋、元、明三朝推行的纸币政策那样，不是被伪钞冲击得金融秩序彻底崩溃，就是滥发纸钞，引发通货急剧膨胀，民怨沸扬，以致天下板荡。
所以，若想避免唐朝重蹈覆辙，让华夏文明不走弯路，最稳妥的办法便是按照已然成熟的财政制度，为大唐建立一个金、银、铜的三级货币体系。
当然了，在华夏的历史，想到这一货币体系的明君贤臣还是大有人在的，只是受限于国家的自身条件而根本无法推行。
因为，与治下的人口相比，中原王朝这金银的拥有量实在是太寒碜了。
比如隋唐时期的金银产地主要位于南方地区，其中绝大多数金场、金坑分布在岭南道、剑南道那些道路崎岖难行的崇山峻岭之间，并且常年为当地土著豪强所占据，唐朝每年从全国诸州收取的贡金远远低于当地的产量，最多也不过二百余两。
而白银比黄金的产地范围要大一些，在武德年间，贡金之州有十几个，贡银之州则有三十多个，少数属于江南道，多数集中在岭南道，除了一、两个州岁贡白银可以达到五十两以，余者平均仅有区区二十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