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大夫子产将刑书铸于鼎上，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律书。与此同时，指导诉讼的行业“讼师”孕育而生，其创始人是郑人邓析。

    子产铸刑书的目的是“救世”，翻译成现在的话语，就是解决社会危机。相对的，邓析的目的是维护百姓的个人权利，包括人身权，财产权等等。他们之间有矛盾，也有相对一致的目标。

    中国的历史犹如一段波澜壮阔的史诗，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有战乱也有繁华盛世，律法是服务于当时的社会、国家、统治集团利益和需求的社会规范。从“郑人铸刑书”，到汉朝的“三尺法”，再到唐朝的《永徽律疏》（后人称之为《唐律疏议》），律法也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规范及自我完善。

    唐宣宗大中七年（公元853年）颁布的《大中刑律统类》，将《唐律疏议》的条文按性质拆分为121门，然后将“条件相类”的令、格、式及敕附于律文之后。这种将律、令、格、式、敕混为一体，分门编排的体例，开辟了新的立法形式，后人将该形式简称为《刑统》。

    时至宋朝，我国的封建法制发展进入成熟期，宋太祖赵匡胤在建隆四年（公元963年），颁布了《宋建隆重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刻板印行的法典，也是宋代的主要法典，如《宋刑统·序》中所言：“终宋之势，用之不改。”

    南宋作为北宋王朝的延续，同时又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它一方面有着“西湖歌舞几时休”的奢靡，另一方面又有“怒发冲冠凭阑处”的悲壮。整个南宋社会的官民，既有一心收复北方的主战派，也有安于现状的主和派，更有追求和平稳定生活的普通百姓，社会矛盾异常尖锐，政治经济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律法，包括各地的村规乡约，都在不断地适应着时代的变迁。作为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宋朝的皇帝们随时颁布敕令、诏书，成为各级官员断罪处刑，发展经济的依据；基层官员，尤其是主政地方的知县，是法律的诠释者，更是执行者。

    公元1205年，宋宁宗赵扩改年号“开禧”，在宋太祖“开宝”年号与宋真宗“天禧”年号中各取一字，表达了对北伐胜利的期待。打仗需要银子，更需要稳固的后防，面对南宋中叶腐败的官场，激烈的社会矛盾，有识之士便有了律法“救世”的愿望。

    本书的故事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讲述了“开禧北伐”之前，发生在南宋都城临安的四桩诉讼奇案，以及它们所牵引的善恶对决。

    当然，古代律法受封建专制主义限制，难以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用现代人的法律观念，古代的一部分法律条文堪称“奇葩”。事实上，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今日的一切都经历过历史的洪流，是在时间的洗礼下逐渐完善的。

    此外，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法律的职能是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社会秩序的安定稳固。法律首先必须契合当时的时代特点，顺应社会环境。本书的故事仅仅展现当时那个年代，基层官员与讼师、讼棍的日常，而不是对《宋刑统》的研究或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