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经济困难吗？”
石先生冷嗤一声：“家家有车有房，年收入最低的一户也有五十多万，可依他们的标准来说还穷得叮当响，想供孩子出国留学，想给儿子买婚房，想换大房子，想买好车，这些都得花钱啊。这不都指着爸妈的财产改善生活，谁知如意算盘打不成，连亲爹亲妈都不认了。表姐夫走的时候他们就没回来，表姐一个人给老伴儿送的终，轮到她，却是这个下场。”
老人哽咽了，伸手去兜里掏手绢，景怡抢先递出纸巾，眼底也涌出酸涩。
石先生接过纸巾拭了拭眼，有些激动地问他：“大夫，您说我表姐两口子的做法对吗？”
景怡笃定地点头：“他们都是标准的老革命，思想觉悟高，称得上高风亮节。”
最后四个字他说得分外真诚，有的人喜欢别人为其树碑立传，有的人本身就是座丰碑。
石先生再也压抑不住情感，抽泣着老泪纷纷，急于为吴奶奶伸冤。
“我表姐很爱孩子的，我那些外甥外甥女都是蜜罐子里泡大的，我表姐自己省吃俭用，好吃的好穿的都留给他们，他们吃剩下的，不用了的，她才捡起来自己吃自己用。每次都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没想到生平唯一一次拒绝他们的要求，就被他们狠心抛弃。都说养儿防老，她有四个孩子，不是一个，是四个啊，可全都靠不住。”
景怡扶住颤抖的老人，从愤怒的控诉里读出了恐慌，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他也是迟暮之年，膝下大概也有不体贴的子女，身临其境的联想势必引发恐慌。
倏地，他想起最后见面时吴奶奶神采奕奕的眼神，继而想到他的岳父赛多喜。父母晚年最大的心愿不外乎握住儿女的手走向终点，而他们曾用双手扶持儿女度过了半生。
这要求怎么能说成过分？
他开始为自己此前的观点愧悔了。
凌晨一点过，吴奶奶的儿女们结队赶来，四对夫妇再加十几个成年的孙子孙女孙媳妇孙女婿，移动时乌压压的，气势逼人。
景怡听同事小声嘀咕：“完了，不是来医闹的吧。”
他认为干部子女不至如此，谁知转眼被打脸，这伙人到场后第一件事不是去祭拜去世的老人，而是打听好路径直扑院长办公室，声称老母在医院无故身亡，要求院方做出赔偿。
“他们说吴奶奶是高级干部，发生这种事都怪医院看护不利，要负全责，还说他们在上面有人，能把院长搞下台，估计呼吸科那边有人要背黑锅。真不要脸，怎么会有这种人呢？”
去看热闹的护士们回来后都在忿忿议论，为吴奶奶不平，为呼吸科叫屈，有的小年轻真被吓住了。
景怡一点不担心那些人使坏，警方已带走吴奶奶的手机，病房里也有好几位证人，至于“上面有人”更是唬人的屁话，上头的人又不是傻子，等他们遗弃父母的劣行传出去，谁肯为这群身败名裂的畜生撑腰。
他心情很差，有时间也睡不着觉，沿着走廊转了一圈又一圈，有个在过道搭床的家属可能误以为见到幽灵，吓得一咕噜爬起来盯着他，他抱歉一笑，悄悄回到办公室。同事茶杯里的胖大海膨胀得漫出了杯沿，也有什么东西漫出他的心底，是对父母的思念。
父母远行后，他还是从未像这样牵挂他们。
熬到五点半，他躲进安全通道给母亲打电话，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