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举例：有次参加一个聚会，他认为结束可能会很晚，就让司机早早下班回家了，说等结束后自己打车回去。
再比如：一上车，他就睡着了。我怕等会儿到家一个人弄不动他，就想打电话给邻居，请邻居一会儿到大门口来帮一下忙，话才刚说了一句，他突然就醒了，很清楚地说不用叫人，他完全能够走回去。说完又睡了过去。
“车一停，不等我叫，他自己醒了，而且同平常一样付钱，找零。付多少，找多少，一点不糊涂，我当时对他还有些佩服。”
林老师推论说，“如果有人送他回来，那么送他的人可能就是凶手；如果独自一人，他必须能向司机正常付钱，那么绝不可能不清醒到摔下环城渠。”
东方主编问，“你的疑问，向公安局反映了没有？”
“暂时没有，如果那样就显得很正式，就是说，当成一个案子来对待了。我目前又缺乏证据。”
的确，要立案也得有证据，林老师有的只是分析和猜测，这些都不能代替证据。
还有一点，林老师已经不是胡台长的合法配偶，这不尴不尬的身份也使她有所顾虑。
所以，请政法系统办的报纸出面，将一切过渡一下，是聪明的举措。
胡台长的老家在西北，梅江市没有另外的亲人，尽管离婚，确切地说是被抛弃，林老师还是责无旁贷地为他善后。
我、秦建、东方主编都有些感动。
东方主编答应在正式立案之前请公安局的朋友以及本报的记者进行一些调查。
送走林老师，东方主编对我和秦建说，“报社这边就交给你们俩了。”
现代记者，已经具备了侦查员的素质，在越发达的国家越是如此，何况，我本来就是警官大学毕业的，因为一些原因，才没有到刑侦支队。
秦建接触此类任务也绝非第一次。
出了茶楼，我和秦建没有坐车，并排在滨江路上慢慢走。
中春时节，风和日丽，道路两旁的各色花草在微风中翩翩起舞，一切看上去那么美好，而我的心情却是十分沉重，不知是因为林老师，还是胡台长。
秦建突然开口冒出一句，“胡台长要不是另寻新欢，不会死于非命。”
我侧头凝视着秦建的双眸，问道，“你也认为这是一起情杀？”
“直觉吧。男人也是有直觉的。”
“不，其实还是有依据的。林老师说胡台长一直并未同另外的女人结婚，似乎是有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就是个依据。”
“不错，障碍就是依据。你想想，胡台长已经明告妻子，离婚以实现另外的结合，那么应该是已经同新欢达成协议，否则一个中年男人何至于莽撞至此？”
“那么，最大的可能，是相约一起离婚，而那个女人没有办到。”我补充道，“不是所有的婚都是那么好离的。”我记得六岁那年，妈妈死活要离婚，爸爸就是不同意，纠缠了许久。
秦建点点头，“嗯，所以，那个女人的丈夫应该是最恨胡台长的人。要杀害胡台长应该比较容易，比如，埋伏起来，当他路过那个缺口时，将他推下环城渠。”
我质疑反问，“但是，如果遭遇埋伏，就算是来不及搏斗，至少也是应该喊的呀？”
搬运尸体时，警方问了周围的居民，没有任何人听到一点动静。
想要无声无息地杀害一个正值壮年的大汉，仅靠暴力显然不行。
那么，就得让他的身体处于非常软弱的状态，而且没法喊叫。
想到这一层，我和秦建的目光闪闪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