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年号后，除了元年那回，似乎就没开过贡举了。
毕竟要较真算的话，大中祥符四年，也就是去年开的那场贡举，参考者仅限于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南祀老子的沿途州府等特定地域的人，而非全国诸路州府的举人，并不能算进正经贡举之列。
再这么积压下去，等陆辞有把握下场的时候，面临的竞争力就是空前的大了。
如今在位的官家显然有些随心所欲——从初登基的头三年里勤快得年年开贡举，到签订澶渊之盟后又兴奋了几年，到如今的仿佛丧失了兴趣，毫无规律可言的随机年份开。
这种强烈的不定性，恐怕也是书院中最看重陆辞的那几位夫子希望他抓紧时间，转报童子科的原因之一了。
不然单是进士一科中举的地位、待遇和风光之盛，就远非诸科所能比的。
思来想去，陆辞瞬间就萌生了不小的危机感。
他暗叹了口气，隐蔽地瞟了一如既往的平静的朱说一眼，再对比一下自己此刻的暗藏忐忑，心里不由泛起一阵学渣对胸有成竹、面对激烈竞争也无所畏惧的学霸的淡淡酸意。
——要他有能写出《岳阳楼记》的范仲淹的一半才干，哪儿还需要做那么多风险计算，去纠结要不要仓促下场、避开高峰期呢。
一想到拖延下去，自己某天说不定就得面对跟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同场参考的恐怖画面……
陆辞顿觉不寒而栗。
正读朝报上一些不知是真是假的趣闻读得津津有味的朱说，对此一无所觉。
他更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所敬羡的陆兄，居然会对他有羡慕嫉妒的情愫。
他此时所想的，也跟陆辞的猜测相差甚远。
所谓的平静，仅是因他单纯觉离自己准备下场之时还颇为遥远，这会儿开科贡举，也为时尚早，才这般事不关己的淡定罢了。
到了约定这日，更是早早地就等在了即将交易的宅子处。
朱说看到笑得牙不见眼的那人，忍不住拽了拽陆辞的袍袖，压低了声音问道：“陆兄需要保人，何不问师长他们？以他们对陆兄惯来的喜爱，定愿做保，且不取分文。”
陆辞笑道：“能用一点银钱解决的小事，就莫要浪费人情了。况且买宅子之事，我还不想闹得人尽皆知。”
作者有话要说：注释：
1.御史的职能：
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拾遗补阙，补救朝政。台谏给舍以言为职，“国家有过阙而补正之”，“有遗事拾而论之”。朝廷政事之施行，举凡“赏罚有所不当，号令有所未正”，皆得直言论列。
这在宋代的诏令中有明确的规定。端拱元年（988）三月，诏令谏官“极言得失”，“政有不便者咸得上言，事或乖当者悉许陈请”。天禧元年诏书：“其或诏令不允，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赏逾制，诛求无节，冤滥未伸，并仰谏官论奏，宪臣弹举。”
监察官个人也以拾补朝政阙失为己任，直言无隐。如田锡为言官，“朝政小有阙失，方在思虑，锡之章奏已至矣”，被真宗赞为“不易得”之直臣。哲宗初年，傅尧俞为御史中丞，上言：“陛下使臣拾遣补阙以补圣德，明善正失以平庶政，举直错本枉以正大臣，臣当极其力以死继之。”
其二，是监督劝谏，规正人主。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其言行举动必须符合规范，否则，一有过举，都会给国家带来损失。因此，监察官有责任对皇帝的过失进行监督、规正。
天禧初年，鲁宗道为谏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