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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9章 木轨机车与思想家
“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听起来相当的进步,但本质上还是和江南士绅的日益膨胀的利益需求有关,而从这个层面上说,毛雄辉的那一套让他感觉不太好。毕竟在大明吴王的体制下,江南虽然有站对了队的士绅发家致富(例如现在富得流油的侯峒曾),但得到利益的大头其实是那些东征西讨、攻城掠地的军头,这种颇有“军事帝国主义”风采的东西,被一个脑子里说是“众治”,但本质上其实是士绅操纵议会的人来说,太残酷了一些。

    然而顾炎武毕竟是顾炎武,如果你把他当成那种无脑酸文人,只知道抱怨和口诛笔伐,最后没得到啥利益,反倒引来杀身之祸。明末三大思想家之一自然明白“暂时隐忍,以图大业”的道理,在短暂的嗟叹之后,他遵循了数年之前做出的那个决定——自己有必要在毛雄辉的体系内弄出名堂来,否则那真是要出大事。

    顾炎武敏锐地观察到,大明吴王和昊天教圣姑分明是“你要符合我的规则,否则一切免谈”的霸道模式,从开设各种学堂,从改革科举,从封工匠为官就看的出来,这两位可是准备甩开传统的文官体系,另外踏出一条道的,而一旦这种道路真的走的通,就意味着“天下士子”彻底失了势,那些被大明吴王和昊天教圣姑扶植起来的势力将成为新的既得利益阶层,到那时候,“天下读书人的种子”就真的要绝了!

    起兵武装对抗?那是纯粹的找死。

    发表大量的反对言论?这个虽然不一定死,但也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唯一的办法是,自己能够,或者至少在表面上融入毛雄辉的体系,如此这般必然有一群读书人效仿,这样之前必然衰落的势力就有可能保存下来一部分,而这一部分人在将来能够慢慢地改变吴王的统治方略,这也算是一种“迂回曲折”的战术。为了施行这一套战术,就必须有所表示,而且是让毛雄辉无法拒绝的表示,为此,顾炎武准备了一套自己撰写的,在旧时间线上从未出现过的书,名曰《儒学新解》。

    正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儒家作为中国古代的重要思想流派,并不是“单一”,而是“复合”的存在,孔子那一套“克己复礼为仁”,要求恢复周天子强大时候的全国统治秩序的是“儒”,孟子那一套重“义”的也是“儒”,公羊派“十世之仇,犹可报也”的“大复仇观”是“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也是“儒”,至于被后世的人视为“保守、落后、吃人的礼教”的那一套程朱理学,其实要到宋朝以后才渐渐得势,然而又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这种存在,你总不能把王阳明强制开除出儒籍吧?

    而在旧时间线上,晚明大儒朱舜水的思想对日本有很大影响,这种影响甚至间接促进了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新时间线上倭国算是凉凉了,但儒家在新的状态下萌发出新的变种却是利索应当的事情,至于你认为在一系列打击之后,一大群书生仍然抱着程朱理学不放?那需要思想钢印大规模应用才会变成事实。

    顾炎武的这一套《儒学新解》,本质上是儒家在穿越者势力大冲击的条件下,捣鼓出的自救方案,强行硬抗是死路一条,那么就只能让自己的言论符合统治者的需要,来挤进既得利益集团了。这种事情其实在董仲舒时期就发生过一次,如果不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是变相的“君权神授”,符合汉武帝的统治需要,又怎么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

    而当这一套书籍,以“恭顺的合作态度”到达毛雄辉、洛英手里的时候,事情就比较微妙了。

    “我还以为这种反应是简单的经济合作,不想却是以这种‘重磅’的思想靠拢方式,话说……真的出乎意料。”

    以上是毛雄辉对此事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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