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可以。”拉贝举起茶杯一饮而尽，跟魏特琳来到门口。其他人也都出来了。科学楼前的景象不光让拉贝他们震撼，也让银幕前的观众大为震撼。三千多妇女和姑娘们齐齐跪在地上，痛哭着哀求：“求求您不要走！求求您不要抛下我们！”
当拉贝要走时，姑娘们一齐拉住拉贝西装的后摆不放。最后拉贝不得不留下汽车，在程瑞芳的带领下艰难地挤出一条路走出大门。拉贝在步行回家去的路上，心情异常沉重，他不愿意离开南京，但德国政府强令他回国，他不得不离开。
2月21号下午4点，在宁海路5号总部，国际委员会为拉贝召开盛大的欢送会。人们向拉贝递上中英文两种文字的感谢信，热情地赞美了拉贝。大家举起杯，祝愿拉贝回德国后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拉贝尽管外表强壮，其实身体并不好。因为他有糖尿病，他口袋里总是装着一瓶胰岛素和一管注射器。
拉贝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答辞：“亲爱的朋友们：我十分感谢你们，你们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在我出发离开这里返回欧洲之前对你们作最后一次讲话。
如同你们大家在这时已经知道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现在已将其名称更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法国人也许会说：“国王死了，国王万岁。“我们从此将在新的名称下继续工作，这个新名称更好地符合我们现在的工作性质。就是说，根据东瀛人的命令不得不撤销安全区以后，我们从此就只是一个纯粹的救济委员会了。请你们注意“纯粹“这两个字，就是说什么也不多，但是什么也都不少……”
拉贝讲话结束后，现场掌声雷动。银幕前的观众也都在鼓掌，尤其是华裔和中国人，他们一边流泪，一边轻轻地拍着，用这种方式向拉贝表达自己的敬意。
银幕上人们都围了过来，尤其中国人都恳请拉贝把演讲稿留下，以便请人将它译成中文。很多中国人请求拉贝签名，他们带来了很大的白纸，要拉贝不管用什么方法将它写满。
1938年2月23日上午8时，分别的时候到了，全体美国人依依不舍地同拉贝惜别。英国大使馆的杰弗里和威廉斯亲自护送拉贝到下关英国“蜜蜂”号炮艇。9时整，炮艇了，拉贝挥手向前来送行的施佩林、韩湘林等人挥手作别。
江水簇拥着炮艇渐行渐远，就像古诗里写的那样：“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镜头切到到张纯如家，张纯如坐在电脑前看电子邮件，画外音响起：“张纯如女士你好。在接到你的信后，我写信给巴伐利亚帕斯特-米勒，他收集了很多曾在中国的德国人的行踪资料。他马上打电话告诉我拉贝的儿子奥托-拉贝博士及拉贝的女儿马格雷特的名字。通过他们，我见到了拉贝孙女厄休拉-莱因哈特……”
张纯如敲击键盘，画外音响起：“厄休拉-莱因哈特女士您好！我叫张纯如，是一个作家，最近正在写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您爷爷约翰-拉贝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负责人……”
叮叮叮！一怔电话铃声响起，张纯如走到桌子边，接通了电话。在电话那头传来邵子平激动地声音：“纯如，厄休拉-莱因哈特寄给的文件我翻译了，其中有一份资料是拉贝写的有关回国后被特务机关扣押的经历，信里有一句‘关于这件事情的细节，请看我的日记’，也就是说拉贝很可能将他在南京的经历写成了日记！
张纯如听到这话也激动了：“拉贝在南京写有日记？厄休拉寄给我的文件有日记吗？”
“没有日记，你赶紧和厄休拉-莱因哈特联系，看看拉贝日记保存下来没有。”邵子平激动地道，“如果真有拉贝日记，如果日记真是南京大屠杀期间写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