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母亲还会隔断时间就回来看看，暗地里塞些钱或者带点吃的给他们，可时间久了母亲便不再回来。
改嫁过去的女人自己都未必吃得饱，更何况那种地方家家受穷，哪有条件回来接济前夫的孩子。
有时候贫困可以压倒一切东西，包括血脉相连的骨肉亲情，母亲便从此与李大昌兄弟俩疏远了，而那时候李天赐才两三岁，少不更事，什么都不懂，所有的生活压力便全部落在李大昌身上。
李大昌那会儿真是又当爹又当妈，笨拙又艰辛地拉扯着李天赐，一天天，日子很难，但他从未想过要抛弃这个弟弟，可村里实在太穷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当什么都没得靠的时候只能等着饿死。
母亲走后一年，渐渐没了音讯，李大昌觉得不能在这穷乡僻壤捱下去了，于是把家里能卖的全部卖光，凑了点路费带着李天赐离开了固始县。
“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口袋里揣了一百三十四块八毛六，是当时卖屋子的钱，现在看上去差不多只能抽包烟，可那时候对我来说是笔巨款。”
李大昌站在半山腰上回忆，脚下是曾经住过的小村庄，身后是坟场，他连夜让阿幸驱车几百公里从甬州回到这里，选了块依山傍水的地方，虽无亭台水榭，但还是叫人花一天时间用大理石砌了台阶和墓台，四周立了围栏，入口处是两只栩栩如生的石狮子。
时间匆忙，但他到底不愿亏待李天赐。
阿幸站在台阶上盯着身后的几个人挖坑，山口的风一阵阵刮过来，李大昌的情绪一路上都很平稳，如今站在坟前也丝毫看不出任何悲伤。
“昌爷”
李大昌稍稍侧身，面向山脚，留给阿幸一个背影。
“从这里出去之后我便带着天赐去了郑州，第一站在那里落脚，坑蒙拐骗偷什么都干过，后来跟人开始走货，起初是烟和酒，货从珠海那边进来，我倒手再卖出去，万幸那时候改革开放正在势头上，内陆捞钱的门道很多，我胆子大又敢做，所以干了两年收益还不错，手里也渐渐有了一些人。”
李大昌人生中的第一桶金便是在郑州赚到的，一点点囤积人脉和原始资金，也算带着李天赐在郑州定居了下来，以至于李天赐记忆中自己最初呆的地方便是在郑州，而不是在那个穷苦闭塞的固始县。
“我带天赐在郑州住了三年，三年后天赐开始上学，我手里也宽裕了一点，钱和人都有，只是缺好的契机，于是考虑之后带他往南走。”
自固始这边的房子卖掉之后李大昌便不再有家了，从此四海之内兼是漂泊，反正就他和李天赐两个人，去哪儿都一样。
“起初是在珠海，后来又辗转在佛山呆过一阵子，最后定了深圳。”
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李大昌过去的时候真的算是最好的时机，那会儿不缺机会不缺门道，只要你敢想敢做敢拼，遍地都是黄金，更何况李大昌有脑子，胆又大手段也狠，底下已经带了一批人，投机倒把走私贩卖，什么赚钱他就去干什么，渐渐形成一套由他制定的体系。
90年代南方经济大潮，李大昌总算站稳了脚跟，李天赐也大了，不好好念书，正经的一样都没学会，却学了一身坏毛病。
在学校打群架，拉帮结派，辱骂老师，仗着李大昌的关系无法无天，李大昌起初也教训过他，可李天赐不听，还为此离家出走，十几岁的孩子从家里偷了一沓现金就不见了，李大昌派人找了几天都没找到，急得都病了，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