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珪赶紧转移话题：“说这些作甚？苏明润他寒门小户出身，自幼孤贫寒素，这是打小里苦日子过得多了，上不得场面.kanxs.e”
“啧啧啧……”说到这个夫人就不乐意了：“人家苏明润五岁持家立业，六岁统合江卿，七岁关扑酒坊，八岁开出盐井，九岁都能去大理擒侬智高了！”
“你考进士，我可没少往里边贴嫁妆，你那时候都二十多了吧？还好意思说人家寒素？”
“还有，大宋修宗谱，可是从范文正公、老泉先生和我兄长开始的。有权有财就算是大户人家了？怎么没见得几家做出家谱来呢？”
说到这个王珪又不好了，大宋经过五代丧乱，很多家族的世系都泯灭丧失了，于是苏洵，欧阳修，范仲淹三人不约而同，首开大宋修族谱的先河，以达到“敬宗收族”的目的。
各家的谱法大同而小近，苏洵要编写《苏氏族谱》，是因为他认为秦汉以来的那些世家，家族中的“仕者”“或至百世而不绝，无庙无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势宜亡而独存，则由有谱之力也”。
在区别远近亲疏的基础上，结合本族的族人，可以使那些“贫而无归”的族人，由族中富者“收之”，这样就可以统合维持封建家族组织，让弱者得以生存，让家族一直延续。
所以，他编写出本族的族谱，就是为了后人观谱后，“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
苏洵借鉴的，是宋以前的谱牒，记录的是“世族继序”，主要用来夸示门第，并由官方的图谱局记录副本，核实备案，作为任用官吏的依据。
结合到入仕制度上，就是“九品中正制”。
百世传递，传统大士族垄断统治权，称为“大宗之法”。
宋代九品中正制被科举彻底取代，大宗之法其实已经失去其政治意义，于是欧阳修、苏洵在修谱的时候，改用“小宗之法”，也就是“五世以外则易宗”。
苏洵的方法是“凡嫡子而后得为谱，为谱者皆存其高祖，而迁其高祖之父。”
这样修谱，“犹可施于天下，故为族谱，其法皆从小宗。”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五代荡涤，大宗残破，新兴士大夫阶层崛起。
因为经济和政治地位的相对不稳定性，如果要想追溯五世以上的祖先事迹，往往遇到其间贫贱的几世的尴尬。
既缺少记载，又于族人脸上无光，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干脆只记五世，即用小宗之法。
范仲淹、欧阳修、苏洵都是士大夫里闻名的大家，他们首开族谱之后，立即成为宗谱形式的规范。
许多科举出仕的新兴士大夫家族纷纷效仿，渐渐成了影响后世极为深远封建礼教规范。
应该说，每一样东西在它诞生的初期，往往都是美好的，具有积极意义和进步意义的。
这种以官僚士大夫为核心力量，以“小宗之制”为宗法，以族产为物质基础，以族谱为结合维持工具，以祠堂为活动中心，以“家法”、“义约”、“规矩”为管理手段建立起来的封建家族组织，在经过五代大乱之后的华夏大地上，的确在一段时期内，起到了团结凝聚亲族力量，重建家庭和社会伦理秩序，共同对抗自然和社会危机，让家族得以繁衍延续的积极作用。
当然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宗法的僵化，这套东西渐渐成为了社会的桎梏，成为了大地主把同族农民束缚在家族大土地所有制经济内，固着在地主豪强的田庄上，以便恣意进行残酷奴役和压榨的吃人的“宗法礼教”，却又与苏洵，范仲淹，欧阳修创设初衷背道而驰了。
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