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蔓延的范围, 还包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因其恶劣的抗战环境，灾情最为严重。但其他地区, 灾情也相当惨烈。
虽然熬过了1942年, 到了1943年的春天, 可是这个时候最艰难的时候, 这时候即使家里有粮的人家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消耗。
所剩的粮食也见底了, 所以更是生活那就更不必说了, 本是春意盎然的时候可是山头上却见不到一丝绿意，就连树皮都是光溜溜的。
1942年冬天，当时, 河南一带的小麦，已经由正常年份的10元纸币1斗14市斤，涨到了100元1斗。
到了1943年春天，价格更是暴涨到了800元1斗。
而我们的国民政府却还以“宁可饿死十个老百姓，不叫饿死一个兵，为抗战军事第一也”。
逼得老百姓缴纳完军粮的灾民倾其所有, 却买不起粮食了，卖儿鬻女, 弃家四逃者不计其数。
而因为河南的特大天灾, 政府居然下令撤离前线的军队, 想要将这几千万的灾民甩给日本人。
而日本人也不是傻子, 他们自己攻占的沦陷区灾情同样严重，这些灾民都救济不来，当然日军也不会放粮救灾的。
主持河南沦陷区政务的伪河南省政府，在救灾工作上也乏善可陈。
所以，在军队撤离之后，此一时期，国军的防线并未有过大幅度的后移。
不过这样也好，河南暂时成为了三不管的地方，这也为灾民们带了一丝安全感。
至少不用再忍饥挨饿的时候，逃荒的路上还要时时刻刻担心着炮弹的攻击。
经历过这次巨大的饥荒之后，开春之后人们就连粮种也没得了，都在饿的受不了的时候吃掉了。
于是到了春种的时候就犯难了，要是现在再不种粮的话，到时候今年恐怕又得是一场饥荒了。
不过这时候，伪政府看到了这一情况，运来一批粮种发给农民，他们这么做不是仁政，也是为了到了收获的时候有粮食征收。
这样总比自己统治下还是这样的饥荒，到时候人恐怕会死光了，自己就成了光杆司令，这样政府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他们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至少实实在在的解决了农民急切的问题。
这可比国民政府要好的太多，在灾情发生后，蒋光头“前方军粮会议”宣布本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
可是结果呢，河南省政府随即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
但是真正的目的本就是催缴军粮，至于救灾，不过是“粉饰门面，欺骗百姓”。
就在蒋关头宣布减低河南军粮配额后不久，粮食部长却把250万石改为了250万包。
要知道一石小麦约为140多斤，一包约为200斤，这一字之差，逼死了多少穷苦无告的农民。
这些黑心官员上位者这样不顾百姓死活，只顾自己的仕途富贵，所以“历史性一幕”发生了。
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
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
可笑的是5万多国军士兵，被一群农民弄得就这样束手就擒。
“中原王”汤恩伯恼羞成怒，这位河南民众口中的“四害”水、旱、蝗、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