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直是鉴证科的灾难。”艾米丽感慨，“堕落之夜啊。”
卡尔扫了眼随地乱扔的安全套，面不改色地绕过。
雷文遇害的地方在建筑物外面的某个偏僻墙角。警方封锁线内，相关物证已经被收走，剩下最显眼的是地上一滩暗沉的血迹。
“死者面对着凶手，后退至墙壁，最后中枪倒地。”霍奇观察后说，“凶手没有在第一时间开枪。他们也许有过交谈，凶手宣判罪行或者死者试图解释求饶。无论是哪一种，凶手都不如最开始那么干脆。单纯的‘结果’已经不能满足他。”
土壤较容易留下脚印。属于受害者的步伐凌乱、距离不等，而推测是凶手的脚印则相反。
“他开始享受力量带来的快感，变得膨胀自大。”艾米丽说。
“但这有点说不通，是吗？”卡尔问，“前两次他控制得都很好，指纹、监控、目击者等等……什么都没有留下，说明他很聪明，有计划性。但这一次——隔着一堵墙壁是上百个潜在目击者，尽管他们可能不怎么清醒；凶手不太可能没注意到自己会留下脚印，但他认为被推测出身高体重无关紧要；他面对着受害人，用枪指着他，看着他后退试图逃跑。作案风险性在变高。这不是那种极度冷静自制的犯人。”
“有筹划的杀人者通常是有高智商的老手，他们会详尽调查他们的受害者，小心翼翼，现场很难找到物质证据……这是前两个案子的情况，现在和第三个案子出现冲突。”霍奇说，“两种可能。一，不同的凶手利用了字条标志进行模仿犯案。二，不知道什么原因，凶手在逐渐失控。”
“还有一个问题。”卡尔说，他对着大门过来的方向比划了一下，“穿过混乱的人群，绕过挡路的老旧仪器，走出大门拐两个弯，到这里大概有三百米了？这么远的距离，受害者为什么要在午夜狂欢正嗨的时候来到这里？”
“最好的解释是他们认识。”艾米丽推测说，“甚至是一起参加派对的朋友，于是雷文就有很多理由跟过来。但是这就太草率了。场内的任何人都有可能看到死者是跟谁出去的。”
“除非他接到了一个让他不得不出来的电话。”卡尔接道，“记得那通凌晨两点用一次性手机打给雷文的通讯吗？假设那是凶手，而凶手知道雷文那个‘逃脱的罪行’，以此威胁或引诱雷文出来见面，这就能解释了。”
这时霍奇的电话响了，是摩根。霍奇打开免提。
“好消息，雷文确实有个被判‘有罪’的理由。”摩根说，“有个女生瑞贝卡·班尼特，据说曾想要控告雷文mi奸，但是在那之前被议员的律师团摆平了，双方私下协商解决，没在警局留下记录。她的朋友说曾看到瑞贝卡的父亲威胁要让雷文付出代价。我和罗西去见班尼特先生，他承认说过，但并没有付诸行动。”
“有不在场证明？”霍奇问。
“不完全算是。他和女儿两人一起生活，瑞贝卡说昨晚十点多他们就各自回房休息了。但他们的房间在走廊两头，案发时间又是凌晨两点多的熟睡时间，班尼特先生也有可能离开又回来。至于前两个案子的时间段，已经让人去进行核实。”
“带回警局问话。”霍奇指示道。然后他挂掉电话，“现在我们知道可以威胁雷文从派对出来的把柄了。但电话这招与前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