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我懊恼着度过，既没有跟他说清楚下周不要再见面，又没有加上微信，我还能怎么办？又迎来一个周天，晚上七点半，我准时到了超市。

    当我们走出超市，他抬起一边胳膊，因为拎着重物，又很快落下，对我说，“你把这箱牛奶拎回去吧。”

    我望着这一整箱进口牛奶，第一时间想的不是道谢，而是怀疑他跟我有仇，“我拎不动！”

    他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想了想说，“不然这样，我帮你拎到你家附近，离个两、三百米，我不会跟过去。”

    他考虑的周全，但我不疑心他有什么企图，也担心他失落于我的不信任，于是说，“你把口罩戴上。”

    等到我们坐在地铁车厢中，我如梦初醒地想着，为什么我不干脆拒绝他送的牛奶呢？

    这时，他身子一倾，碰了下我的肩，从口袋里摸出手机，接起电话来，“哎，老袁，不，我不在家，上超市了。我买了箱牛奶送朋友，这会儿要给她拎过去。”对方说了什么，他乍然笑起来，“我觉得牛奶挺好啊，不要等我了，你们吃吧。”

    他挂下电话，我无法假装没有听见，“是不是耽误你吃饭了？”

    “这有什么，回头我在路上随便吃点。”

    我点了点头，不再出声，但过一会儿，我还是忍不住说，“不如，我请你吃？”

    他瞧住我，眼睛眨都不眨。

    我诚实地说，“点外卖。”

    走进公寓楼的电梯，周嘉树仍在我的身旁，我才开始紧张起来，后悔出门之前，没有把客厅收拾一下。

    谁能想得到，他是除了余高幸、余高幸的助理、我的男助理、物业的工作人员和家具城的员工……好吧，也不知道是第几个走进我家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