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上去像在恐吓我们。”一名来自印度的选手，南德娜·辛格说道。这位女选手从第二轮开始因为身份而引起众人关注，比赛持续的这两年，她也常常在轮次间歇穿行在印度各地宣传平权和反对暴力。她的皮肤和詹妮弗的几乎一样白皙，而“辛格”又是个典型的属于婆罗门种姓的姓氏，不难想象南德娜的活动会受到多少质疑和阻碍，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印度常有人指着鼻子说她“作秀”。
个人的力量实在很难改变什么，或许这才是很多普通人憧憬超级英雄、向往力量和权势的原因。
不过南德娜再有名，此时此刻活跃气氛的努力也有些不合时宜，至少多洛雷斯·哈特就很直截了当地对她露出了轻视神色。
“恐吓？”索登做了个鬼脸，“女士，我自己就在k2上丢了几根手指哩。”他把厚厚的羊绒手套摘下，像国王展示宝冠一样把双手举起来展示给选手们看。左手无名指、小指和右手小指已经消失不见，只剩下长好的肉块。“山峰永远印在我的手上。”索登道。
这种景象约莫常常被他拿来警醒团员，但在见识过爬虫药剂的选手面前却最多只能让他们唏嘘几句。詹妮弗意识到前几轮生命环已经把他们惯坏，任何伤口——只要不是忽然暴毙，任何疾病——只要不是无药可医，在生命环面前都是小菜一碟。
她把视线转向远方云中的雪山。
索登示意向导们把一些资料发到选手手上，说道：“后天我们将出发前往珠峰大本营，我希望你们抓紧剩下的时间检查登山用品。去年有个团员直到上山前才通知我们他的连体高山靴密封性不好，女士们，先生们，我想你们都不愿意在山上被冻掉一条腿。”
人群纷纷应是。
“另外，我们的队医李先生希望每个人都能花时间进行一番检测，并为你们解说哪些迹象值得注意。南切巴扎的海拔并不算高，接下来几天小队将行进到珠峰大本营，那里的海拔高达5000多米，会让许多不习惯高海拔的选手产生严重不良反应。是的，高原反应，别不把它当回事，每年都有登山客因此丧生。”
高原反应这个词组引起了全场的肃然。
简单来说，海拔高的地方通常是低压低氧环境，人如果从正常气压环境忽然进入此类环境或长期处于此类环境之中，很可能产生各种急性或慢性病。急性高原反应对不适应高原环境的人来说很常见，患者通常感觉头晕头痛或喘不过气，有时还会心律失常，更有甚者会引起肺水肿或脑水肿。著名登山向导、奥克兰人加里·鲍尔就是在攀登道拉吉里峰时由于高原脑水肿去世。
疾病对选手来说是不可控的，它不像冻伤那样，在人们看来可以被保暖措施避免，而是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作。一个人可能前几天还好好的，后几天就头晕目眩，脑子因低压在颅内变得不成样子。
如果说刚才大家还沉浸在生命环的余韵里不以为然的话，现在每个人都把目光投向了李医生。李锦荣博士是节目组从b城请来的专家，他早年在藏区为藏民义务看诊，受到藏民对母亲山的影响，发表过数篇关于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医学类论文。李博士和整个医学团队的常驻存在对所有选手来说都是枚强心剂，特别是选手赵，詹妮弗从未见这名z国选手那么高兴过。
有了团队，有了劳工，有了向导，有了队医，这次攀登的难度应当会小于在亚马逊雨林里穿梭的难度，实在有必要在第一关积累经验，从而在更难攀爬的雪峰上获得成功。这么想着，詹妮弗翻开资料，分心二用，边听着索登的讲解，边用手指顺着地图滑动。
节目组标出的东南山脊路线是一条非常清晰的线路。选手们从南切巴扎前往天波切寺庙，然后徒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