辰东在《神墓》里借助珂爸和戈乾之口说了两句话，我感觉很有韵味：存在的，忘记了，红尘万丈，入眸幻灭。逝去的，记住了，刹那永恒，永驻心田!我一直不理解的是在常人看来：看破红尘必然要出家。其实要知道即便是佛教也有一句名言：佛法世间觉。为何众生偏偏认为要觉悟就要远离红尘世俗呢？
有用和无用的辩论就像幸与不幸的辩论。幸与不幸无一定，小人物也有自己的大幸福，大人物也有自己的小幸福。我们有时候经常嘲笑佛家思想的消极，其实佛家思想比我们所有人认为的都积极，“烦恼即是菩提”这等觉悟试想想是多么积极到偏执的想法。把一切苦恼都看成是成就无上智慧的累积因素，困难也是一种化了妆的幸福。还有比这更积极的让人无语的乐观态度吗？
第二节知与行
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谓“知”，即是指认识，包括对一般事物的认识和对道德的认识。所谓“行”是指行为，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一般行为和道德行为。……朱熹注意了知行的关系，认为知在行先。他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陆九渊认为朱熹“即物穷理”的方法过于烦琐，主张直接求理于心。他认为“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能反省内求，此“理”自然明白起来。陆九渊也主张知先行后说。
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说，强调知行不是二事，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又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实际上是抹煞知与行的界限，以知为行。王夫之批评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认为“其所谓知者非知，而行者非行也”，是“销行以为知”。他指出：知行“相资以互用”，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赖。二者之中，行是基础，“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出自《中国哲学史参考教案》）。
读过之后，我也略有感触，想要阐述的问题有两个：一、行与知的先后关系；二、行与知的界限。
在行与知的先后问题上，我赞同王夫之——行是知的基础，但并不是效不效的原因。其实行是知的源头，知是行的经验性总结、系统化和规律化过程。有的人说行是可以产生知，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之前就知道一些有关“行”的指导。最后就像先贤们，围绕着“鸡”和“蛋”开始辩论。其实即便是我们在做前有知，也是前人行之所知。举个例子：第一个被沸水烫过的人因为被烫过所以告诉后人“沸水烫人”，后人在被烫之前知道会被烫伤，也是因为前人所授。知是行之果，行是知之始。只不过知因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反作用于行的样式和结果迥异罢了。其实关于鸡和蛋的辩论很简单，我们学过生物的都知道，胎生、卵生只是生物在适应环境和主动繁衍中选择的一种物种延续方式，所以必然是先有鸡后有蛋。这类问题最忌讳的就是和对方一起只在转圈，很多问题的“破题”之法往往是另出机杼，而不是弥坚弥钻。
对于知行的界限，我感觉王夫之更高明些。与王阳明相反，与王夫之不同，我认为“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行”，用王夫之的指责话来说是“削知以为行”。我认为有时候认识上的完善、集结和升华，即便与直接行动无关，也是一种间接的行动，而且这种行动就是知与行的交互状态。行与知不能混为一谈、各有所重，却又像王夫之说的“相资以互用”。行而不察是谓尸行，知而不做是谓妄想。
其实，高中政治虽然讲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某种程度也是给了我们一个样板，以后接触的一切其他哲学都可以与之对比和思考，不可不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们也可以指导原来早在一千多年前，我们的先贤就已经讨论过马克思所谓的“理论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