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除了自己的“**”露骨一点儿，其他的说的也没错：时下，这地方正值“普九工程”的攻坚阶段，而我们国家实行的又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大政策，对于教育经费，地方政府开年的时候明明承诺的是“四条腿儿走路”：一、财政出一点儿，二、百姓筹一点儿，三、社会捐一点儿，四、学生交一点儿。可是事到结局，该百姓筹的，你去问问老百姓，哪一户似乎都交了，随意走进任何一个村子，只要你稍微整理一下账目，都会发现那数额比预设的要多出好大一截子，可每每镇上开会要求交钱的时候，各驻村干部和村主职干部都是众口一词：“百姓思想冥顽不化、经济拮据不堪，收不起来。”社会捐赠自然全数压到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里面，一搞就连续几个月不发一分钱的工资，拖到年底，好不容易补下来的时候，稍一计算，就会发现早已少去一大截。至于学生交的那份，自然是要靠撞大运，你想想，前面乡镇干部像剐地皮似的来回剐上几次，就你那文弱的几位老师，还能再挤出几滴油水出来？对于最早承诺的“财政出一点儿”到事情结束的时候才发现，那基本都会变成是杳无音信的“无尾巴的鹰”。就良心来说，此刻的老师确实是到了“生死存亡之秋”了。严格地说，这种境况之下，闹上一闹，那本来可以说是未尝不可的事儿，但是，教师这队伍却甚是特别——一从本质上说，农村中小学教师也或者能够算得上知识分子吧，众所周知，知识分子都有他不可避免的软弱性，稍稍有点儿重压，立马扁了。不信你瞅瞅历代大兴文字狱的时候，有几个知识分子能够硬着个脖子说一句话？就连大名鼎鼎到铁齿铜牙的纪晓岚在皇帝面前不也一句一个“奴才”的应着？而且你更别说这还是有人想从中“浑水摸鱼”的所谓维权！而且，他上官蜜儿也不是在这里和大家共事一两天，其个人品行哪个还能毫无洞悉？说不定，他真干起来，比现任校长还差出一大截也未可知——看看他那平日见了乡镇干部的奴才相老师们就恶心。这时大家见他越说越离谱，干脆一哄而散。而上官蜜儿经这一散，似乎就像当年李斯发现仓鼠与厕鼠的处世法则一样，立时眼中放出光来。

    只见他急匆匆回到自己办公桌前，刷刷刷龙飞凤舞的几笔，不一会儿挥就一份辞职报告，蹬蹬蹬跑到乡镇教育组，将它恭恭敬敬地递给教育组会计——他自己个儿的老姑夫。然后，把家里的一应家当卖个精光，带上“经验丰富的老婆”，跑到县城一段好生紧张地忙活之后，高喊一声“孔雀东南飞”，便南下苏杭而去。其实，他自己心里明镜似的：苏杭还缺他这秃了毛的“孔雀”？不外乎是想走一遭待价而沽的终南捷径而已。

    几个月以后，新学期开学，这上官蜜儿果然是来了一个“华丽”的转身——又一次杀回学校，不过这时陪伴他走进校门口的还有时任乡镇党委副书记的牛释怀和组织委员的高珂，最后，在这天的教师会上，随着组织委员高珂的一阵嘴皮翻动，上官蜜儿就成了这所学校的新一任“领导核心”了。

    令在座老师所不明白的是，这个校长是依据什么组织原则产生出来的？不过，关于这事儿，大家自当早已习以为常，反正原来学校校长的名单揣在教育组长口袋儿里，现在换到镇政府某些领导的口袋儿里，完全正常，总而言之，自古以来也没有哪位普通老师的什么事儿，操心搞明白了又用何用？

    再说，老师的疑问也不影响上官蜜儿的走马上任。更何况老师们对于某些基本常识还是明白的：大凡有那么一个位子，哪个凳子底下没点儿秘密？大家早已见怪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