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庸放好茶杯，道：“利润和风险并存。十余年来，我看惯了十三行老板的兴衰，最后还是决心加入进来。雍正十二年，我终于等到机会。一家商行因为私自贩卖牙片，被官府发现后抄了家。我多方打点，补了这个缺，建立了义和行号，完成了先父的遗愿。大儿子义云很能干，义和行各项业务蒸蒸日上。梅丫头的爹娘，自小青梅竹马，于雍正十三年雨水那日成了亲。来年二月初五，梅丫头出生。”梅儿听到此，便注视胡庸。胡庸叹口气，道：“一莲师太是康熙五十九年来到南海的。那年暮春，我守完三年孝，与家里兄弟分了家产。为了方便与十三行做生意，我决定迁居南海，并在南海置了房产。秋，我携带巨款从广州返回西樵山，途中遇到劫匪，眼见性命不保，被一莲师太所救。那时，一莲师太并未出家。我瞧出母女俩无处安身，就邀请母女俩去南海定居。随后，我举家迁往南海。”
梅儿问：“爷爷，劫匪是什么人？”胡庸苦笑一下，道：“劫匪是十三行的一家老板。他过于贪心，估错了行情，大量买进英商的毛织品，最后亏本大了，欠了英商四千余两银子。英商返航期近，不愿再延期，就威逼要告官。他得知我一人携带巨款急着赶回老家，动了邪念，假意为我送行，套出我的行程。随后，他指使儿子带着家仆化装成劫匪，半路劫财。被我认出后，便要置我于死地。”梅儿蹙眉道：“这人也太可恶了。”范昭问道：“胡爷爷，小婿想胡爷爷身上带的必是大额银票，就算被他抢去了，他也不敢用啊。”胡庸对范昭微笑着点点头，道：“孙女婿能想到这层，足见才华过人。当时，我也是这么说的。他儿子却道：‘如今大清国沿海全部开放，自有洗钱的法子。’”范昭听得脑子轰一下。胡兆麟问：“哦，竟然有这样的事！怎么洗钱呢？”胡庸道：“当时十三行刚刚成为公行，官方监管并不完善，不法商人便利用底下钱庄与洋人私自交易。”范昭点点头，道：“原来如此。真没想到，大清朝居然会有底下钱庄。”
安含玉道：“亲家，你刚才说官府让行商专门与洋夷做生意，而洋夷也只能和你们做生意？”胡庸微微点头，道：“是。”范昭听了暗道：“又是垄断！盐商如此，行商亦如此。官府控制专卖权，再把专卖权卖给商人，这难倒是大清国控制经济的基本模式？！”胡庸继续道：“我们行商包揽了洋人贸易，所担负的也不轻哪。官府按洋船货物收关税，不论我们这些行商是否卖出去，关税都是必须交的。洋商每年四、五月来，九、十月走，期间起居活动，都要我们行商负责。若是闹出了什么纠纷或是官司，就得打通各方关系才能摆平。行商确实不易啊。”
异史氏曰：乾隆时期，天朝大国意识是非常浓厚的。乾隆以广州十三行对等西洋各国的东印度公司进行贸易，原则上和文化上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朝廷各级官员把十三行能够商贸发财看作是朝廷的恩赐，所以对商行进行毫不知耻的盘剥。为了撑起天朝的面子，对行商破产不但不保护，反而加以连带重责，使得行商在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这也是拥有垄断贸易权的行商经营不善就会破产的根本原因。如此，行商能爱大清朝廷吗？牙片在大清国如何泛滥的，值得沉思。官员对行商尚且如此，对平民百姓更是不知怜惜。官不爱商，商岂会爱官？国不爱民，民岂会爱国？
注1：据乾隆《广州府志》记载，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