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们的这种努力有点收效甚微的感觉。农民阶层的整体衰败不是他们自身的问题,而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现象。工商业的利润远远超过以食品生产为主要代表的农业,其从业者的收入自然也要比传统农业的从业者高了。
真正能够解决这一现象的,还是在于减少农业的从业人数,提高农业的人均生产效率,再对外来粮食征收巨额进口关税,如此多管齐下,才有可能真正提高农民们的收入,舍此别无他法。
但难题在于,这样是与东岸政府制定的开疆拓土的政策相背的,阻力很大。你从租地经营大农场的难度就可以看出来了,地方农业部门会严格审核你的资质,确保你拥有一定的技术、资金,同时还有管理水平,基本上批准的难度是很大的,且每年的牌照都是有数的。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农业的人均工作效率是很难大幅度提升的,因为国家需要把大量的人口投入到农业方面,需要将小农生产阶级维持在一个相对体面的生活状态之上。虽然这种状态在这些年来被冲击得摇摇欲坠,但不管怎样,至少短期内我们仍然看不到政府会转变政策的可能性,政府仍然需要大量的农民冲向渺无人烟的祖国边疆,然后用自己辛勤的汗水一点一滴改变当地的环境,使其变得适合人类居住及开展各类生产经营活动。
地方政府在这种边疆开拓活动中也是直接受益人之一。他们通过中央政府额外增拨的大量公地开发指标,在全国范围内吸引拓荒者前来购买,以此获得巨额财政收入。也就是说,他们的“土地财政”的立足点就是有大量的移民拓荒种地,而不是别的什么。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为何从中央到地方,依然非常钟情于小农阶级,倾向于维持一个数量庞大的农民中产阶级了。
河西地区的拓荒移民主要还是来自本土移民。尤其是内陆地区县份出生的年轻人,因为本地没有足够的公地开发指标,工商业也无法吸纳足够多的人口,因此只能背上行囊前来河西,做这第一代的拓荒者,为子孙后代打好基础。
前来赶集的人有很多都是妇人,这在其他地方较为少见。东岸共和国的社会,毫无疑问是一个男权社会,社会文化就非常重视父权在社会及家庭管理中的作用。
不过,由于实际生活的复杂性,以及一些后世理念所带来的冲击,东岸的社会文化比起旧大陆其他国家来说,多多少少还是要更倾向于女性一些的。比如,在家庭生活中,父亲家长其实并不是事必躬亲的,他们更侧重于对家庭宏观经济的把握,即在如何经营产业、房产置办、婚丧嫁娶等事关家庭重大收支项目之类的事情上做出决定,其他的日常性的经济支出基本上都由妇女管理。
这些妇女平时掌管着家里的钥匙,甚至是保险柜钥匙(如果有的话),各种日用品的采买及副业经营所需的各类物品都由她们一力负责,社会经济的参与度非常之高。无论是家庭饲养、手工编织,还是协助家长安排家庭财物的用度,女性特有的精打细算和细致管理发挥出了极大的作用,这体现了东岸的妇女生活有别于传统文化中妇女角色的地方。
甚至于,听说最近政府有意进一步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允许妇女成为农业户口的户主,并以户主身份订立契约、买卖房屋、投资金融市场等等。在这以往是很难想象的,因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东岸社会,其妇女基本只能以私人身份处理私人财产,而不能以户主身份处理家庭财产。这次的改革可以说是一次巨大的进步,对社会层面的冲击不可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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