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早年的襄阳地区广纳四方游食，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来自于雍秦之间，当时所面对的局面除治乱之外还要应对外患以及来自江东台城的掣肘制衡，较之当下的关中又复杂得多。
所以当沈大将军展露博大胸怀，将此重任予之的时候，桓宣也是下定决心、竭尽所能，将关中纳入治土，无复再乱。关中这个平台，又比原本的襄阳要大得多，当然桓宣也不再是孤军奋战，对此他还是充满了信心。
目下摆在桓宣面前，最大的问题还是长安周边集聚的这几十万难民。这既是杜洪留下的烂摊子，也可以说是西征王师刻意营造出来的一个局面。
游食难民，之所以难以治理，就在于居无定所、聚散无常，乏甚管束的手段。长安目下虽然已经残破不堪，城池基本的职能都不再具备，但最起码在关中人心目中还是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能够发挥出不小的集聚、号召效能。
中路王师西进以来，对三辅郊野所造成的破坏堪称粗暴，甚至言之暴虐都不为过。大军行过之后，几乎不再存在大的生民据点，沿途坞壁要么开门投降，要么就被直接击破。
至于这些坞壁中逃窜出来的生民，大部分都被有意无意的聚集在长安周边。如今就连窃据长安的杜洪都已经率部逃离此境，王师自然顺势接收这些难民，可以说是已经越过了起始难题，即就是对难民的聚拢和人身控制。
当然也不排除三辅其他乡野境域中仍有大量难民游荡，后续自然还会继续有招抚、集聚的举措，比如后继而来的郭诵后军。
乱民如蝗，个体诚然怯弱，可是一旦集聚成规模，其危害性便会彰显出来。哪怕是桓宣，也从没有过短时间内整编安置如此大规模难民的经验。
但他也明白此事不可缓，王师真正的敌人仍是盘踞于河北的石赵余孽，不可能将太多时间和精力抛掷于关中，从整体战略考量，只能采取这种稍显激进的节奏。
在确定杜洪已经逃离长安之后，桓宣并没有急于率部跨过灞上兵入长安，而是谨慎的在灞上周边广设游哨，避免出现大规模的难民逃窜。
在经过几次刀兵震慑、血的教训之后，这些难民们总算稍微安分下来，按照王师的要求各自竖栅暂居灞上，不敢再向四野逃窜。
对难民最有效的震慑手段无疑是武力，所以接下来桓宣又以清扫杜洪贼军余孽为理由，大军主力按兵不动，分遣千人队伍行入灞上，搜捡解除难民之中成规模的武装力量。
这一个过程尤其需要谨慎，一旦迫之过急便容易酿生民变，若是检阅粗疏则威信不能竖起，也不利于消除隐患。
在这一点，襄阳军具有着不小的优势，因为部伍之中本来就不乏旧籍关中的将士。这些人乡音入阵，无形中便给灞上这些惶恐之众些许心理安慰。而且桓宣也下令首以搜查弓刀、金铁械具，并不擅杀人命。
所以在长达三天的搜查中，虽然偶有骚乱发生，但总体上风波不大，没有扩散开来。至于收缴到的弓刀器械，数量也是惊人，直接堆满了长安城南部小半坊区，由此也可见关中民风彪悍，生民随身藏械已经成了一种风气。
在搜索的过程中，其他的方略也一直在进行着。比如拣选难民之中粗识文理又或身怀一技之长的匠人，这一部分人永远都是稀缺的人力资源，什么时候都不嫌多。
灞上专设两营，用于搜罗安置此一类的人才。这过程尤以利诱为主，只要能够入选营中，便可得王师半卒给食，这些难民积极性自然高涨，应者蜂拥而来。
如此以来，几十万的难民再次被分化出了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