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部队发生了揭露国民党潜伏特务事件,并因此而导致了一场内乱,使这支刚刚蓬勃起来刚刚形成气候的红军游击队又急骤直下陷入灭顶之灾。那个特务以投奔革命的名义潜入根据地时,也带着西安地下党的路条他比白灵晚半年来到南梁,被分配给一位游击大队长做随身秘书。他在前几天突然逃亡,游击队的情报小组从获得的证据最终鉴定出这个人可怕的身份。紧接着举行了廖军长和毕政委的最高层密谈,内容不得而知。又紧锣密鼓似的在当晚举行了支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内容依然不得而知。白灵开始预感到自己已跌入一种危险的境地。这并不是她过于敏感,而是凭她的常识。她平时能旁听各种重要会议,包括廖、毕二人的最高决策。凡这些会议或决策,都由他们两三个机要人员作出记录,形成文字,写成决议,整个根据地的重大决策和军政大事都对她不存在保密的问题。她没有被通知旁听廖、毕的最高会议尚可自慰,而支队长以上指挥官会议也回避她参加,她就感到了不正常,一种被猜疑、不被信任的焦虑开始困扰着她尤其是支队长以上指挥员会议之后,整个根据地里陡然笼罩着一片沉默紧张的严峻气氛,白灵从那些指挥员熟悉的脸上摆列的生硬狐疑的表情更证实了某种预感。她晚上失眠了,这是进入根据地一年多来的第一次困扰。第二天晌午,她被通知参加全军大会,会议由毕政委做肃反动员报告,宣布组成肃反小组名单,紧接着就对十一个游击队员当场实施逮捕。白灵在惊恐里猛然发现,十一个被宣布为潜伏特务的游击队员全部是由西安投奔红军的男女学生,禁不住一阵哆嗦。
白灵被调出军部编入游击支队。游击队员们不再跟她学写名字,不再求她补缀衣服,更不给她唱动听的信天游曲儿,全都用一种狐疑,一种警惕戒备的眼光瞅她。白灵很痛苦却无法摆脱,整个根据地里迅速掀起一股强大的仇恨风暴,甚至比对国民党当局的仇恨还要强烈。这是对内奸的,她可以理解,却忍受不住被怀疑被仇恨的压迫和冤屈。她终于决定要找廖军长去说明自己,突然被两个女队员扯回窑洞,正告她不许乱跑乱找,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早已被专人监控着。七八天后,又实施了第二次逮捕,被拘捕的七个人仍然是从西安来的学生。白灵心里稍一盘算,全部从西安陆续来到根据地的二十一名学生,只剩下连她在内的二女一男了,这时她又感觉到,同样的下场已不可逃脱,而且已经为时不远。
第二次逮捕发生的前一天晚上,第一批被逮捕的十一个人中的五个被活埋。第二天,就有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