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春节刚过，在停课一年半之后，全市各个小学的五、六年级学生，分成甲乙两个年级，以史上最庞大阵容升入京城的各个中学。我和学院路上的数百名学院子弟，乱哄哄地涌进空荡荡的冶金学院附属中学——八大学院有六所附属中学，除北航附中为完全中学外，其余原本只开办高中教育，我们是这所附中接收的首批初中学生。
对我来讲，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同学和朋友翻倍地增加；与此同时，我所在的乙七班情况却不太妙，课堂上整天乱成一锅粥┅┅。可想而知，经过一年半的“野蛮生长”，这些孩子很难调教。班主任刘老师面对这样一群“如狼似虎”的学生，有些力不从、无计可施，至今我还记得他当时对我们表现出来的那种无可奈何的讪笑。“复课闹革命”意味着中学教育要“旧貌换新颜”，老教材充斥着“封资修”观点，不能再用了；新教材还没找到合适的人编纂，这这么办呀？学校真会敷衍了事，选了些经典著作，让学生们在课堂上“自我救赎”。学习期间，同学们惊喜地发现，有一篇文章里提到的一位民国人物，恰好是我们班一个同学的爷爷，这下可热闹了，全班集体捉弄这个孩子——每天晨读时，负责值更的调皮同学总会让大家把书翻到描述他爷爷的一页，领着大家没完没了地朗读有关段落，弄得这位同学整天灰头土脸的。告诉大家吧，他就是被11楼孩子们曾经“俘获”过、后来被我们礼送“出境”的那个倒霉蛋。
由于取消了升初中的考试，采取就近入学，同学们大都来自学院路东地区。生源以学院子女为主，也有科研机构、部队大院以及附近工厂、农村的孩子；家庭成分更是五花八门，大学里的教师、教授和干部子女居多，也有少部分军人、农民和工人子弟，同学之间相处得都很融洽。有一位家住冶金学院的同学，是个挺有意思的家伙，在美国出生，长到六七岁才随父母回国。父亲是冶金材料领域里的著名学者，在“三年自然灾害”国家最困难的时期，毅然携全家返回祖国。据说从香港转机到达北京时，周总理亲自到首都机场迎接，享受了国家最高级别的礼宾待遇——红地毯铺到了候机楼。闲暇时我和他聊天，问他还会讲英语吗？他摇摇头说：“一句都不会了！”这时，班上有位与他小学同班的同学凑过来说：“这哥儿们刚上小学时，连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
我们上课的时候，经常乘老师不注意的当口，溜到最后一排，掀开后门下面的一块木板，钻出去。在外面新奇地嘬口烟，溜达着逛逛商店，下课前再钻回教室，两不耽误。这个班纪律太差了，学校终于表现出“孰可忍孰不可忍”的态度，硬把乙七班解散了，我和几个同学分配到乙一班。
一进乙一班教室，就看见陈江宁这小子一本正经地坐在那儿，看到我进教室，他异常兴奋，我也很激动，终于遇见在11楼“一块落草”的兄弟了。就这样，我很快认识了江宁在这个班上的“铁瓷”——冶院的江海波和北医的郑北北。
在这个班上，我感受到：自尊、友爱、平等的良好品行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学院路上孕育的一脉相承的文化和教育根基仍在顽强地依存、共生。最让人奇怪的事情是，班上男女同学之间不说话，同在一个屋檐下读书——互相见面却擦肩而过，熟视无睹；好像在一个空间里，存在着互不交叉、且平行运转的两个异性群体。
中学里有些同学发育得较快，嘴唇上长出毛绒绒的细软胡须，脖子上的喉结更有些扎眼，这可能与前几年生活好转有关。这些男孩对异性的强烈情感犹如汹涌澎湃的钱塘江大潮，势不可挡，还鲁莽的不管三七二十一。甲班的秦胖子人很憨厚，情绪一激动，说话有点嗑巴嘴，他看上了同级的漂亮女生徐清雅，也就是我发小徐清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