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月的京城书市，在强烈阳光的照射下，我吃力地拎着一个大布兜，脑门浸出了汗，显得疲惫不堪。但仍坚持着马不停蹄地穿梭于一个挨着一个的书棚下、书摊上┅┄，多年来，我始终保持着读书这一从小就养成的爱好。
我手里捏着张皱巴巴的小纸条，这是根据自己的偏好列出的购书单，我习惯于浏览一些社会学和历史学家的博客，从他们推介的书目中选取自己中意的书籍。
这不！我又进入角色了，与一个书贩开始讨价还价—— “这些书打几折呀？”
“这都是正版书，新书八五折，年代较远的可以打五折。”
书贩回问道：“老哥，你找什么书？”
“有汪小悦的短篇小说集吗？”
“有！正版书，五折。”
“别蒙人了，一看就是盗版书，十块钱一本吧！”
书贩没吱声，看样子默许了。我在翻阅中发现，这套《汪小悦文集》中，其中有三册涉及到短篇小说，我找到目录上有《乡歌》的那一册，翻开又合上，斟酌后，确认它就是我要找的那本书，递过十元钱，拿书离开。
人们常说：“女人活在爱情里，男人活在记忆中。”对于早已过了知天命的人，我此时正是靠着回忆在打发自己的闲暇时光。昨晚没睡好，只因记忆里的池塘泛起了涟漪，传递着四十年前的一段往事，使我彻夜难眠。仿佛就像打开了一坛尘封多年的老酒，浓郁而绵长的酒香令人陶醉、亢奋，让我迫不及待地去追寻、回味那虽已遥远却又好像近在咫尺的青葱岁月┄┄。
几十年前，父亲曾是能源学院的一名干部，运动初期被学院红卫兵组织打成“三反分子”。从群众批斗、劳动改造、组织审查、赋闲在家，每个阶段都没落下，历时十年。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十年呀？国家再怎么大，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呀！母亲在校刊编辑部工作，一度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受到审查和批判。那几年，每到半夜，我常瞅见母亲关着灯躲在狭小的厨房里，坐在小板凳上抽爸爸烟灰缸里的剩烟头，暗红的火头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妈妈愁苦的面容也时隐时现┄┄。记得有一次，母亲拉着我们兄妹的手哭着说：“你们爸爸被隔离审查了，生死不明？咱家的2800元存折就缝在我穿的这条棉裤里，妈妈万一有什么不测，你们一定记着要把它从妈妈身上脱下来！”多年后，我也见过不少世面，但对这一幕——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母亲面对危局对自己亲生骨肉最绝望的嘱托了。这段难忘的经历，在我脑海里一生都挥之不去。
生存在这种环境里，我唯一的期盼——就是在油田忘我地值夜班，把倒休攒下来，一有机会就往北京跑，好像这样就可以远离屈辱，暂时忘却精神上的痛苦。
二
每次回到北京，一到晚上，对我来讲就比较难熬了。因为家在外地，在那个年月，感觉就比别人低一等。我“刷夜”比较多的地方是学院路的能源机械厂，因为在这家工厂里我的同学扎堆。住得最多的地儿是同学江海波的宿舍。每逢遇上查户口，总会有一番斗智斗勇的较量。
有一次，躺下没多大工夫，查夜的就来敲门了，江海波示意我钻到床底下。夜查队员们敲开门后非要进屋搜查，江海波用脚抵着门，死活不让进，双方发生了口角，差点儿就动手打起来。江海波人很强硬，协商半天，只允许进来一个人，进来的恰巧是与我要好的同学郑北北；他蹲下查看床底时，与我四目相对，大吃一惊，随即对门外的同伴说：“没有异常，咱们走吧！”第二天我俩见面时，他埋怨我，为什么不早打招呼，这样他可以提前通知我。我说就是通知到了，我也得有地方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