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轮审讯与第一轮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有没有把《日内瓦公约》彻底当成一张废纸。
德国人把需要接受第二轮审问的人分成三组，按照每一组的绰号安排人手：有用脚狠狠踹就能踹破的“门”，有需要用棍棒和枪杆砸开的“窗户”，以及跟他一样自始至终不肯开口的坚固的“墙壁”。
负责审讯“墙壁”的人是一个面无表情的西斯拉夫人，穿着和德国国防军和党卫军都不一样的黑色皮革大衣，胳膊上戴着印有“卐”的红色袖章，眼睛像两盏烧坏的灯，进门后目光首先落在他的档案上。
“R–A–F–”
西斯拉夫人念出这三个字母的声音像一个用锯子锯出来的树桩，平整得可怕，没有半点起伏，正如说话的人的表情。念完后，西斯拉夫人从皮套里抽出一把□□，上膛，扬起下巴示意士兵把他死死按倒在地，一左一右扣住他的胳膊，强迫他伸出两只手。
“砰”，接着是另一声“砰”。
刺耳的枪声像有人用铁锤在他身上一下子打进来两颗钉子，连疼痛的方式也像——不，不是像。他猛地意识到那两颗子弹真的跟钉子钉穿木板一样射穿了他的双掌。
掌骨和肌腱断裂后的剧痛一时间流向全身，他本能地抽搐一下，发出困兽般的嘶吼。
“你不再是飞行员，”审讯官抬起衣袖缓缓擦拭枪口，用带着柏林口音的英语和牧师指引一只迷途羔羊的亲切语调说，“也不再需要一双能碰控制杆和发射器的手。”
他因为痛苦而呜咽，面容扭曲，却死死咬住牙关不让自己作出任何一种狼狈求饶的姿态。意识随着一阵阵冷汗涌出他的躯壳，双手在泥沙中拖开两道长长的、狰狞无比的血迹。
老天，他恍恍惚惚想到，幸好是我，不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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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Collins而言，Farrier是一张写满了荒诞内容的纸。他相信自己可以在这张纸上找到不下十种玩纸牌时的作弊方法，酒吧里常常能听到的各色下流话，飞行中队全体成员的出生地和出生日期，关于运用机械的种种窍门，以及一种燃料、烟草和汗混在一起的味道。
现在，这种味道经过三年的时间渐渐留在了他的制服上、床上、身上，成为了他的一部分。
味道还没有消失。
味道的原主人却已经不在了——
三十三万士兵成功撤离敦刻尔克，回到英国，而他最在意的那一个并不在其中。
关于Farrier的消息比大撤退迟了一个月送过多佛海峡，先送到皇家空军总指挥部，接着再几经辗转送到飞行中队队长手中，最后送到他面前。桌面上展开的报告书字迹发灰，看上去更像是一封遗书。
“我很遗憾。”
中队长摇了摇头。
他久久盯着报告书上用大写字体印刷的“CAPTURED”一词，眼睛一眨也不眨。身体像注射了过量的麻药，从一开始的麻痹渐渐趋于痉挛，完全感觉不到中队长用手拍打他肩膀的动作，只是站着，看着，耳边涌上来一阵嗡嗡作响的低频噪音，仿佛无线电突然中断后的可怕空白。
他没有哭，哭不出来。
他不知道“CAPTURED”和“KILLED”相比到底哪一个更让人绝望。
德国轰炸机从七月起便源源不断从海平面的另一端飞过来，猖狂地袭击他们的海上部队和南部沿海的空军基地，关于德军准备大规模轰炸伦敦的传闻已经塞满了唐宁街十号的每一间房，一场空战迫在眉睫。在这时候落入他们手中的英国空军，他们又怎么可能轻易放过——
为什么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