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甚至没有时间对身后爆炸的那枚机炮炮弹作出反应。
他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几分钟、几小时、还是几天几夜——他感觉不到差别。
他只是浑浑噩噩地跳过了这段没有任何记录的空白，从一个断点直接跳到了下一个断点。
第一个回来的是声音。
声音很远，又或者说，像什么人隔着三十公分厚的墙在另一侧用力捶打，而墙内只能隐隐听见些许闷响。
渐渐地，闷响变得越来越硬实。墙换成了木板，有砰砰的拍门声在一公分不到的地方响起来。
然后他猛地发觉那是他自己在咳嗽。
“咳咳咳……”
当上半身由于咳嗽而重重抽搐起来，痛觉也回来了。胸膛的一阵阵震荡带动了腹部的痉挛，钢针般的疼痛扎在背上，他像绞成一团的湿毛巾，水分仿佛要以冷汗的形式从他那里全部逃出去。
周围有人。
陌生的声音和陌生的语言零零碎碎地掉下来，像有谁把一个个带着棱角的、生脆的音节塞进他的耳道。他一句也听不懂，只能昏沉沉地在那些斯拉夫语系的小舌音里艰难摸索。
一个明晃晃的光圈落到眼皮上——手电筒，有人正一边照他的脸，一边用手扳开他的嘴，在检查什么。
光线太强，他的眼睑剧烈颤动，终于微微撑开一条缝。
“……我有，肺结核。”
他用英语说。血痰堵在喉咙里，没办法一口气把话说到底，但他坚持。
“别，靠近……可能会，传染。”
大约因为词语发音相近，围住他的那些陌生人似乎听明白了，松开手，后退一步。手电筒的光一下子拉远，他恍惚睁大眼睛，终于分辨出自己正躺在一个军用三角帐篷里。
“Tuberkulóza（肺结核），”其中一个人说，“on potebuje doktora（他需要一个医生）。”
——捷克语。
医生这么告诉他。
医生在一座由旧监狱改造而成的临时医院里。比起医院，看上去更接近精神病院，尤其是那些还来不及拆除铁栅栏的房间，墙壁只匆匆粉刷过一次，遮不住过去囚犯在墙面上留下的斑斑血迹。
他就住在这样一间病房里。普通病房已经满了，况且他并非“普通病人”。
他刚刚被送进来时神志一直时有时无，在担架上混混沌沌地睡过去好几次，直到医生把他叫醒。
一根手指在他正上方左右摆动，像在测试他的眼睛能否跟上。
“如果能看见我的动作，就点点头，可以吗？”
他花了一些时间才让目光聚焦到那根手指上，追逐手指的位置变化，最后轻轻点了点头。
“很好，先生，非常好。”
手指移开了，取代手指成为目光聚焦点的是医生那副琥珀色老花镜上厚厚的两块镜片。镜片上映出一张瘦削的、微微苍白的脸——他的脸，连他自己都差点认不出来了。
医生继续提问：“你知道今天的日期吗？”
不，他不知道。
一开始的时候他曾经在战俘营里数着日日夜夜，直至他意识到每数一天，都是他们失去对方的又一天，于是再也数不下去。
没有等到回答，医生自己说出来：“1945年2月2日，今天的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