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说话吗，先生？”
他没有说话，却点点头。
他不确定自己能说多少。
“你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
“……英国人。”
“你的名字是？”
“……Farrier。”
医生压低下巴，以便于老花镜从鼻梁上稍稍滑下去一些，直接通过两只眼睛注视他。
“我的意思是，全名，先生。”
William Emmett Farrier——缩写为“W. E. Farrier”，用钢笔记在一张发黄的小纸片上，穿上细绳，系在钢架床的床尾充当临时的登记卡，和这间医院的其它方面一样落后。
这里是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德国在捷克建立的傀儡政权，在苏联人连续十几天的猛烈空袭下已经摇摇欲坠。
捷克本土的独立运动组织也纷纷加入了推翻德国统治的最后一战。他和其他在死亡行军中幸存下来的战俘被其中一个组织的巡逻队发现，带到了他们在苏联占领区内的这间医院。
负责照料他的医生早年曾在利物浦待过一段时间，是这里少数能讲英语的医护人员之一。
食物和药物都很紧张，完全靠苏军提供的卡车一车接一车拉进这座山谷，然而卡车一周只来一次，有时候两周一次，毕竟支援前线部队更重要。
而对于肺结核，他们甚至没有药。药根本不存在，比黄金更贵重的链霉素只会出现在实验室里。
当时治疗肺结核的通用方法就是让病人静静躺着，不能大声讲话，不能阅读书报，不能进行任何娱乐活动，就只能硬邦邦地躺在床上十几个小时，理由是“为了防止肺部受到任何刺激”。然而这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这种形同□□的疗程有可能持续两年。
“我办不到，”他觉得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稳，但他的手在发抖，“我不可能等两年，我要回英国。我必须回去——”
“你在开玩笑，”医生严肃地看着他，没有接受任何玩笑的意思，尽管他们都知道那不是玩笑，“先不说你以目前的身体状况能不能活着回到英国、离这里最近的一个波兰港口是不是还在德国人的控制下、船主肯不肯让一个肺结核患者登船，你要是现在出去，我敢保证你连一半路程都走不完就已经死在德国人或者苏联人的机枪下。”
这些他都明白。
可是他想回去，想了五年，想得发疯。
“有人在等我，”Collins在等我——他哑着声音说，“求求您，医生，让我回去，让我回家。”
“你应该知道我的回答，”医生长长地叹出一口气，“我不能让你回家，至少现在不能。但，你可以写信。”
他并不是不想写信，而是他的手无法再“写”信了。
他好几次尝试着自己提笔颤巍巍地在纸上写字，可钢笔总会一次次地从他只有部分知觉的手指间掉落，掉到地上，墨水和灰尘一起沾得到处都是。
负责看护他的那位护士有些看不下去了。
她只会说几句磕磕巴巴的英语，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于是拉来了另一个住在这里养病的英国战俘。
“我可以替你写，”那位来自诺丁汉郡的年轻人看着他双手上陈旧的狰狞枪伤，立刻明白过来，表示自己非常乐意代劳，“你想写什么，只要告诉我就行。”
——不行。
他闻言久久盯着年轻人手上的笔以及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