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写的，我不能告诉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他真正想写的，即使在双手还能好好写信的时候，他也不能写出来。那些话语只能一句句刻进心脏，深深埋藏在内。
战时的信件，尤其是跨国信件，都会被双方的情报部门一一拆开检查，以免有人从事间谍活动，在信里泄漏军事机密。他们的关系并不是什么军事机密，但仍然是机密；一旦写出来，一旦公开，这封信很有可能会把Collins送上军事法庭，送进监狱里。
快五年了。
而他甚至无法写一句“我想你”，更无法写那句“我爱你”。
“To my dearest friend——”
他听到自己缓缓开口。
他的信很短，很平静，平静得连代笔的那位年轻人都有些懵懂，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看上去伤痕累累的人能用一种描述第三者的语调描述自己，所有的残酷都只字不提，默默留在了信纸外。
譬如信的开头第一句“I am fine”。
譬如淡淡一笔带过的“手受伤了，目前不能自己动笔”。
譬如没有说明原因的“医生建议我留在捷克再稍稍休养一阵子”。
譬如结尾部分提到的一间小酒馆，只说“等我回去，等到六月的第二天，我们再一起去那里喝酒”——仿佛这只是一封普普通通的日常书信，写在暖融融的春日阳光下，而不是冰天雪地的荒原上。
信写完了，装进信封。
他在这时候摇了摇头，没有让年轻人把信封封上，而是要来另一张信纸。
他把食指伸进墨水盒里蘸了蘸，左手扣住右手手腕，让自己的动作尽可能稳一些，接着慢慢地在第二张信纸上涂写出一行字。尽管手指在微微打颤，但一笔一划都很用力，所以写出来很端正。
他低下头，耐心地把墨水一点点吹干，再把信纸一点点折好，最后放进信封。连同他的心一起。
“那么，收信人是？”
年轻人指着信封问。
◆
收信人是Ainsley Alan Collins——没有缩写为“A. A. Collins”，而是把全名工工整整地拼了出来，让这封信能准确无误地送达。
每周一次的卡车除了运送食物和药物，还充当了邮差的角色，把捆得结结实实的一大包信件递交收发室，顺便取走需要寄出的那些。
“不用天天来，”收发室里的那个圆鼻子老头用带着浓浓捷克口音的破碎英语说，“不，没有那么快。卡车得先把信件送到五十英里外的一个小镇邮局，再由邮局分批送到港口，送上邮轮。不，没有邮航，所有能飞起来的东西都用来运送士兵和武器了。”
他仍旧天天来，仿佛收发室在没有卡车到来的日子里也能意外地分拣出一封属于他的信。
老头也放弃了，不再唠唠叨叨地强调信寄到英国至少需要一个月，从英国寄回来也是一样。当然，前提是邮局和卡车还没有被炸烂。
即使一切顺利，寄信地址和收信地址之间也还隔着一千四百英里。
即使一切顺利，他和Collins之间也还隔着一千四百英里。
哪怕仅仅是一个触碰，他想，默默地闭上眼，我和你之间，也还有一千四百英里的距离。
在等待的日子里，他像钟摆一样在一个个小时间机械地摆动，每天以同样的规律运作：十点睡觉，第二天早上六点起床，洗漱，用餐，然后在护士的监督下静静地躺三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