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rrier淡淡一笑，摘掉眼镜，低头吻他湿润的眼角。
这个骗子刚刚回到英国的时候比他记忆中的模样瘦了一圈，摸起来硬邦邦的，骨头硌手，而且浑身是伤。虽然据本人说，那和被纳粹关押在波兰的时候相比已经不算什么了，他却仍然泪流不止。
Farrier的肺结核十几年前复发过一次，被强制住院三个月。
那三个月里他天天一个人摸索着公共交通路线，穿梭于伦敦的大街小巷间。先是一大早赶去他们俩最喜欢的那家面包店买一袋新鲜出炉的、热烘烘的英式小松饼，用大衣严严实实地裹在怀中，再冒着雨前往医院。因为另一边手需要拿手杖，没法撑伞，往往淋得一身湿透，只为了每天能跟他的爱人见面三十分钟，捎去一袋小松饼。
所幸1952年后治疗肺结核的口服抗生素渐渐得到普及，Farrier的病情控制得很快，后来也没有再复发过。
雨让他沉浸在回忆里，坐在床边默默出神，聆听屋檐下淅淅沥沥的雨声，没留意Farrier是什么时候来到身旁的。
他这个年纪已经很少做噩梦，但如果做了，总会是那种特别逼真、特别绝望的噩梦。
他每每醒来都要恍惚很长一段时间，有时候甚至忍不住大哭一场，或者生病好几天。
Farrier放下药片和一杯温水，似乎在端详他的气色。
“我想我们应该取消今天的行程。”
“不，”他立即小小声提出抗议，“不需要取消，只是小问题，别担心，好吗？”
他的爱人没说话。
他知道，往往这时候对方会皱起眉头，伸手去摸的话，就能摸到眉间的一两道皱褶。他得承认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面部表情，平时因为想摸，自己甚至会故意说一些逗对方生气的话。
但这次对方先伸出了手，轻轻放到他的额头上：“如果你觉得低烧是‘小问题’——”
“比起我们所经历过的，那还真是‘小问题’。”
他半开玩笑地说，但面前的人没有笑，而是默默揽住他，手掌放在他当年被机枪子弹打穿的位置上，按着不动。他也抬手在对方背上拍了拍，仿佛一个无声的安慰。
他们和平时一样在家里用过午餐，然后一同坐在面向后院的那扇玻璃窗下——更准确地说，他坐在椅子上，而Farrier坐在地毯上，正好占满他双腿之间那块小小的空位，拿出昨天念到一半的书继续往下念。
他一边听一边用双手按揉这个男人的肩膀，或者慢慢拨弄那些半灰白的头发，直至最后一页念完。
“我们该走了。”
Farrier看了看表，合上书本，起身吻了一下他的额头。
Farrier把衣柜里昨天仔仔细细熨过的两件衬衫和两套蓝色的空军制服取出来，让他站到面前，在他自己穿好衬衫后帮忙系上纽扣，打上领带——领带事先已经交换过了，和以前一样。他温顺地接受他的爱人帮他把制服也套上，整理一遍衣领、衣袖还有衣角，随后也轻轻抬起手，摸索着系好Farrier的领带。
车子停在外面。
Farrier撑着伞，递出胳膊让他挽着，一步一步把他送到车门口，打开车门，匆匆将座位擦拭一遍才扶他坐进去，还不忘用手掸掉不小心沾到他衣服上的雨珠，再低头替他扣好安全带。
他全程微微弯着嘴角。
“一个非常周到的司机，不是吗？”
“取决于我的乘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