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是他们为了方便出行而早早买下的，主要因为上班地点比较远，转乘公车太花时间。
Farrier在空军学校教了十年的机械构造和一些空战基础理论，后来居然又转职到英国邮政去教邮航的学生。“希望所有的信件都能及时送达”——Farrier给出的理由似乎荒谬至极，听得那些空军同僚们一个个愣怔不已，只有他听懂了，默默一笑，没有反对。
去年，英国皇家空军博物馆在伦敦北部正式开张，一开始只有几十架飞机，后来展品慢慢增加到上百架，当然也包括他们都很熟悉的飓风和喷火。已经退休的Farrier曾经参与过一部分规划工作，开馆后则成了那里的讲解员之一，常常在一大堆孩子们的围绕下讲述当年轰轰烈烈的空战经过。
而他一直为慈善机构工作，特别是一些针对战后战俘的安置以及心理疾病咨询的机构，还协助维权组织筹办了一间收容所，收留像他那样由于“道德问题”而无家可归的年轻人。
某种意义上的孤儿院，Farrier这么说的时候朝他淡淡一笑，让我想起我的过去，想起那些给了我“家”的人。
他的眼睛不允许他开车，于是Farrier自然而然担任起了司机的角色。而这位司机开车一向非常稳，就跟过去开飞机那时候一样很有安全感，即使是在雨天的湿滑路面上。
“也许天生的飞行员也会是天生的司机。”他评论道。
“也许你忘了我出过一次事故，”他的爱人微微笑着提醒他，“那位醉醺醺的年轻人开着车突然冲出街角，冲向我，而我的第一反应不是转开方向盘而是用手去拉变速杆——可怕的习惯。然而变速杆不是控制杆，汽车也并不能突然间拔高高度从对方头顶上掠过去，最后我们以报废的两辆车和一张法庭调解书结局。所以我想，飞行员可能不适合驾驶地面上的交通工具。”
他一边笑一边无奈地摇摇头，不打算继续争论，只是把头轻轻靠到前飞行员的肩膀上，握住对方放在变速杆上的左手。左手的无名指上有一枚戒指，和他左手上的一样。
戒指是他们不再用姓氏而是用前面的名字称呼彼此的那一天买的。
1967年英国正式废除了当年让他被判刑的那条法律后，他们也可以开始在外面戴上这对戒指了。
车子在绵绵细雨中行驶了两个小时，于傍晚抵达他们以前在肯特郡的霍金奇空军基地旧址。
这座在敦刻尔克大撤退时作为空战通讯中心的基地在1940年德意志空军的轰炸下不得不暂时关闭，修缮完毕后又重新开始支援法国沿海的飞行任务，在战争结束十六年后终于全面停止使用，在原地址上建起了一座纪念不列颠之战的博物馆。再往前开五英里左右就可以见到多佛海峡，如果是晴天，还能见到薄暮下一轮燃烧的落日。
他们先去了一趟肯特郡的烈士公墓，在昔日牺牲的战友墓前默默肃立一会儿，然后向最终目的地出发。
那间小酒馆依然静静地守着那个边海小镇，正如所有忠心耿耿的地标年复一年守着它们所在的那片土地一样，在记录沧桑的同时自己也慢慢变成了沧桑的一部分。
当年粉刷在外墙上的飞机壁画早已渐渐褪色，黑底白字的铁制招牌因为生锈严重而换过一个，但里面的大部分摆设仍是三十年前的样子。相框里的老照片告诉人们这间酒馆曾是二战时期皇家空军常常光顾的休闲场所，现在没有了空军基地，这里就成了当地居民和前来参观博物馆的人小酌一杯的地方。
不过今天，酒馆下午四点过后就挂出了“CLOSED”的牌子，门没有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