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岁开始打工给自己赚大学学费了。一开始是在唐人街理发店当学徒，理发店的樊相说剪坏了也没关系，因为华人不怎么在乎自己的发型，后来我才知道是街坊邻居们都心疼自己的华人孩子，愿意用这种方式给我一些零花钱。
渐渐明白自己不是理发这块料，上中学起便换了地方做工，大部分时候是在日杂店，因为华人有很多日杂店都开在唐人街外，有机会可以接触到一些同龄的红种人或者黑人的孩子。唐人街以外的人与世界让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她将华人隔离开了，而我们这群学生也被禁止和白人的孩子同在一个学校上课。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华人小孩儿比同龄白人聪明太多，使白人家长们感到恐慌和妒忌。
到中学第三年了，我总共才赚够一百美金。日落区日杂店邱老板在白人社会也有一些关系和地位，在他的帮助下，我去了金融街一家法国餐厅做侍应生，工作时间为晚上六点到十一点钟以及整个礼拜天，一礼拜可以赚到九美金。
那家餐厅是金融街的法国名餐厅。那时我在华埠念中学的第四年，正是要考华埠外头高中的学年，升学率很低，而同校华人与南亚的同学却异常的刻苦，我却仍旧没有停止兼职，为此还跟我我妈大吵了一架。我妈说，你再这么打工下去，高中就别念了，直接去西餐厅做工一辈子吧。你同校同学每天都学十六小时以上。连黄安妮晚上都学英文到一点钟，你知不知？
我说，我也可以学十六小时以上，有什么问题吗？
那几个月时间里，我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早晨六点钟就得出门，西餐厅八点早餐结束，再一路跑回唐人街。有时候侍应的衬衫都来不及脱，坐在教室里整个人都散发着一股洋葱味。不过华人同学都不会因为这个嘲笑我。
妈妈几乎每天都会哭一回，问我一个女孩子干嘛非得让自己这么辛苦？
我说我兼职六年，总共才赚了一百块。但是大学一年至少就要两百块三十块学费，要是上了高中，就更没有时间做工。这家西餐厅，给我每礼拜九块，这样到上大学之前就能赚够一百七十块。妈妈你不是让我一定要好好念书，不叫人瞧不起我们华人的女孩吗？
我们家洗衣店是住家商铺，妈妈很早就想搬进一个哪怕简陋点也罢的小公寓，这样至少也体面点。她起早贪黑给白人做工，至今也没有攒够半套公寓的钱。我知道爸爸妈妈肯定付不起大学学费，我自己辛苦一点倒没什么。不过我要是早一些知道妈妈会因为这个去犯傻做坏事，我一定当时就听她的话。
不过这也是后话了。
西餐厅叫娜娜，听起来像个正值妙龄的法国美人，在三藩算是名餐厅，想去那里上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之所以能去，因为打零工的日杂店店主邱老板与早餐主厨有交情，主厨替我讲了不少好话，老板又觉得华人本身就肯干活，考虑许久才让我去。餐厅水准一流，餐具都是从欧洲运来，过来吃饭的客人衣着华丽，多少带着名流作派。
娜娜的黄油煎土豆，蘑菇蛋与松饼配咖啡的早餐，一份价值两美金，听起来和唐人街二十五分一份的马铃薯粿，炒口蘑与烧饼无甚区别，也不知究竟是什么样的傻子愿意来这里消费。后来我才发现，他们不仅消费早餐，还消磨时光。
和我一样同样搞不懂名餐厅路数的，还有一个华人小伙，也就是何天爵。
他长得实在稀疏平常，留着唐人街师傅手头下剪出来千篇一律的立式板寸，一身薄衫长裤穿的几乎和他身体融为一体了。由于常年在后厨帮工，每每从你身边飘过，永远带着一股汗渍的菜味儿，大部分时候还有一种隔夜发酵的味道。旁人提起何天爵，从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