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便是墨水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墨都是水性墨，这种墨固然能够用来书写，可若是用于印刷，则会因粘性不足而导致字迹不太清晰。况且无论是木质活字还是胶泥活字，都极易损坏，而若是用金属做材料，这水性墨则又不合用了。
因此，郭斌虽然想用活字印刷术将这势必会越来越庞大的《九州舆图》印刷成册、发行贩卖，可技术上的难度太大了。便是阳翟县立图书馆与阳翟县学中收藏的一百多本，还是以雕版印刷的方式进行的。
然而，即便是这雕版印刷术，亦使得获赠了印刷版《九州舆图》的司马徽、王允、蔡邕、卢植之流的喜爱。他们大为感叹，乃至惊为天人。这种抛弃了抄录书籍这一耗时费力，效率极低又容易出错的书籍推广方法的创新，可以极大提高文化的传播速度。这些以传播“圣人之学”为己任的道学大师，又如何能够不为此欢欣鼓舞呢？
对于行走天下各地的商人们来说，《九州舆图》更是极宝贵的财富。如今颍川郡中的豪强，多是雇佣了抄书匠，将其抄录下来，并交给门下组织的转运各处的商队进行学习，更有甚者，还会将其作为族中子弟教养的必修科目。如今天下间尚留存着游学的传统，这既是开阔视野和见识，体会各地风俗的机会，更是拜访名师、拓展人脉的手段之一。历史上刘备游学，拜卢植为师，结识了公孙瓒这个猛人做师兄，便在以后的道路上得到了极大的帮助。
此时的所谓名士，大多非但是一方豪强，家中田宅广大，财货极多，更是多有官方的背景和关系。比如现在的司马徽，便是背靠着郭斌这一政坛新星；历史上出名的庞德公、黄承彦等人，更与荆州高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拜访名士，甚至只听过名士的讲学，便可在士人之间的人际交往中获得极大的优势，更何况还有在游学途中遇到的其他学子呢？既然都是游学的学子，异日谁还没有用到对方的一天？
因此，绝大多数的名门望族和地方豪门大户，对于族中子弟的游学都是极为重视的，有条件的士子游学，都会前呼后拥地跟着许多仆从护卫，与寒门小户的士子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而像汝南袁家这种背景极深，势力极大，关系遍布朝野的豪门，排场则更大。比如袁术，直接在人才荟萃的京师常住下来，所交游者也多是太学生或者京中权贵，那么他在官场上的人脉自然也是寒门子弟无可比拟的。
正是因为游学对于族中子弟的发展有着这么重要的意义，而族中子弟的前程又关系着整个家族的未来发展和存续大事，各个家族便多像后世的家长一般尽量给族中的优秀子弟以最优渥的条件，以使得他们可以在游学之中脱颖而出，获得极高的名声，从而得到名士乃至高官的赏识，这便是以后他们入仕为官的重要凭依。
正是因为《九州舆图》在士人之中也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商人们为了获得名声，也多会亲自执笔乃至雇佣识字之人为自己代笔，将行商各处的事情写下来，然后转而投到位于阳翟县中负责《九州舆图》审核与定稿的部门。这部门就在阳翟县新建的西城区阳翟县学附近，与阳翟县学、阳翟县立图书馆一起，已经形成了整个阳翟县中的文化中心的架构。
如今，甚至就在阳翟县学不远处，伏龙山庄又独资建起了一座混凝土结构的三层高的楼房，专门用来供应各种研究室用来进行各种新兴科技产品的研发工作。不得不说，年轻有为的马钧是一个好榜样，缝纫机的研发和投入生产，非但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名望，更给他带来了滚滚的财源。如今，以马钧领衔的研究室已经正式挂牌开始投入工作，其源源不断研发出来的各种实用的新产品，已经成为支撑研究室运作的资金来源。
而马钧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