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们都在气头上，并没有完全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们像两只警惕的豹子，强硬地支撑着。
一天晚上，一位值班的年轻住院医把我和红姐叫到了他的办公室，这是一位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小伙子。
“你们为什么不同意把孩子给他们？”年轻医生的提问很直接，我心里的火一下子又窜了出来。
“我们凭什么给他们？这是我们的孩子。”要不是看到小伙子一脸纯真的表情，我差点又跳了起来。
“你们相救孩子的命吗？”年轻医生没有受我情绪的影响。
“这还用说嘛？他就是我们的命。”我说这话的时候，看了一眼身边的红姐。
“想救他的命，你们就该同意他们的要求。”年轻医生继续不依不饶地说道，
“为什么？”我和红姐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
“因为钱。”小伙子的回答直截了当，“我毕业前在上海一家大医院实习，就碰到和你们孩子一样的病例，也是先天性心脏病。这种孩子的先天性心脏病需要尽快动手术，而且越早越好，否则很难活到成年。当然手术不仅有风险，而且费用还很高，至少需要两万块钱钱，可这是能挽救孩子生命的唯一办法。”
“两万块？”我和红姐又惊叫了起来。
要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万元户”才刚刚成为一个富人的标志，两万元这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当时，我和红姐两人的工资加起来，一个月还不足七十元，就是整天不吃不喝也攒不了这么多钱。
“所以，你们的利益和孩子的命比起来，那个更重要？他们要是有钱能救孩子，你们为什么要拒绝？”年轻医生的话还在继续，但是我们已经听不进去了，两万元？两万元！两万元……说不出的绝望和悲伤，几乎将我们再次击倒。
我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医生值班室的，红姐一直在默默的流泪，我知道她内心一定无比地痛苦纠结，却不知道该怎么劝她。病房中的患儿和他们的家长都睡着了，小壮也睡了，睡梦中竟然露出一丝笑容。我轻轻地搂着红姐抽搐的肩膀，望着病房窗外的一轮冷月，心里七上八下想着主意，直到后半夜，才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迷糊了起来。
第二天下午，那位管小壮病床的年轻住院医，又把我偷偷地叫了出去，我以为他是要和我谈小壮病情的，一路上心里咚咚咚地直打鼓，恐怕再生出什么意想不到的变故来。
到了医生的办公室，小伙子一推门，我的心忽悠一下提了起来，里面竟然坐着大包头赵武和李琴。两人见我走进来，忙不迭地站了起来。
“吴平。”已经是少妇的李琴胖了一圈，白皙圆润的脸上挂着一份忸怩，比以前更显出滋润的美丽。
“老哥，你好。”赵武撩了一下遮住眼睛的长发，冲我一脸讨好地讪笑着。
“你们找我有事？”望着两人点头哈腰的样子，我心里有了七八分明白。
“这个……也没有什么大事，就是……就是……”赵武有点磕磕巴巴地陪着小心，让旁边的李琴看不下去了，她瞥了在大包头一眼，忙着接上了话茬，“就是我们想来找你，做做殷红的工作，让她把孩子交给这边吧。”
果然是这么一回事情，我心里感到有点滑稽可笑，看来他们为了留住自己这个所谓“根”，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所有的点子都想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