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把他们和一群法国人、比利时人、波兰人还有苏联人关到一起，美国人只能跟他交流。
“你知道他们——我是说，德国佬——要把我们关在这里多久吗？”
直到战争结束，或我们咽气，你永远不知道哪一个来得更快。
他没这么说，而是选择默默摇头，继续将盐矿搬运到推车上。
他现在已经学会分辨一个人到底当没当过战俘、当了多久战俘，从眼睛那里一看便能知道。
美国人以前并没有当过战俘，美国人才刚刚来到这里一个月——所以眼睛里还能找到生机。
而且，还能积极地谈论家人，就像确信双方还能再见面一样。
“给。”
回到硐室后，美国人不知道从哪里偷偷翻出来一根烟，也许是战俘间常常以代替对方劳动来换取所需物品时得到的，香烟是其中最受青睐的一样，此外还有可能换回一件相对干净的衬衫、一条皮带、一把刮胡小刀什么的。
他没有拒绝，微微点了一下头致谢。
他近段时间经常咳嗽——许多长期待在盐矿里的人都会这样。带着卤水味的空气黏糊糊的，一直闻的话就像有什么东西堵住了肺叶，很不舒服。
他需要一根烟，而美国人需要一个打开话匣的机会，否则这暗无天日的地底迟早会让他们崩溃。
美国人一向是滔滔不绝的那个，翻来覆去地讲自己远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太太和两个儿子，讲他在夏洛特开纺织厂的双亲，以及他正在太平洋战场的某个岛屿上和海军陆战队一起围剿日军的哥哥。
而他从不谈论这方面的事。
美国人显然也注意到了。
“你有家人吗？”
“没有，”他回答问题时往往只用那么一两个单词。这次，他用了两个，完全相反的两个，中间只隔了一口烟，“有。”
美国人似乎被英语语言中最简单的两个词语难住了，茫然地看着他。
“那么？”
那么，Collins的声音在耳畔轻轻响起，你有家人吗？
“什么？”他在酒馆昏暗的灯光下微微侧过脸，挑起一边眉毛。
酒精和周围传来的士兵们的大笑声让他的听觉神经迟钝了不少，不是很确定自己刚刚听到的问题。
坐在他身旁的人似乎有些不自在地挪开了视线。
四月的傍晚，还捎着一丝春寒的空气在这间以工业革命作为主题的小酒馆里稍稍变得灼热。壁炉里的火沉沉燃烧，军官们在装饰着黑色铁管的老式砖墙下一面喝酒一面夹着烟谈论《泰晤士报》上的政治新闻，士兵们更愿意和穿着小碎花齐膝裙的年轻姑娘调情，跳舞，而另一些则围在桌前进行一场愉快的纸牌游戏，时不时可以听到那里传出兴奋的叫嚷声。
他们坐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
他已经有些醉了，完全不记得他们是怎么聊起这个话题的。
“那张表格，”半晌，话题的发起人终于说，“前几天上面发下来的关于更新家属联络方式的表格，你填完后忘在了宿舍的桌上，我不小心看见了——不是故意的，我很抱歉。”
他“哧”的一声笑出来，继而摇摇头道：“反正也不是什么秘密，看见就看见了，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