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他们认识后的第三个月，要在短短三个月内了解一个人的一切并不现实，即使他们是同僚，即使他们是室友，即使他们已经是飞行中队里公认的“最佳组合”。
Collins静静端详了他一会儿，移开目光，不再追问。
反倒是他开始自言自语起来：“我没有家人——如果你是指血缘关系上的家人，我没有，或者说可以当作没有，我自懂事以来就已经住在孤儿院里了。院长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个战争遗孀。她丈夫1916年在索姆河被德国人的飞机炸成两截，字面意义上的，当场死在壕沟里，孤儿院就是她用抚恤金办的。1932年我最后一次在疗养院里见到她，在她床前对她发誓，‘我要加入皇家空军，当一名飞行员，把敌人所有的飞机都打掉’。她在三天后去世，听说走得很安详。”
Collins听着。
尽管没回应，但他知道Collins一直在听。
“我从不觉得自己不幸，也不觉得这世界亏欠了我任何东西，”他继续说，“我兑现了我的诺言，实现了我的理想，对自己现在的生活相当满意——而且，我也有了新的家人。”
Collins听到这里忽然抬起头看着他，像要在他脸上找寻什么。
而他转过身，把目光投向酒馆里那一群正借着酒兴互相推揉、哈哈大笑的皇家空军，其中有许多人才二十出头，壁炉里的火光给那些年轻面孔以及他们的蓝色制服都罩上了一层淡淡的金黄色。他也和所有人一起笑了。
“你，他们，你们全部，”他仰头喝下一口酒，然后把目光放回到他的搭档身上，“都是我现在的家人——”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看见他笑，Collins也笑起来。
对话刚刚开始时的尴尬气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心照不宣的亲昵感。
“你确实很照顾我们，资历比我们深，军衔也比较高，却不傲慢，像一个哥哥那样。”Collins说话的时候笑容还在，但眼睛看住了桌面，“无论是在训练过程中还是在平时，我都觉得……”
话到此处顿了顿。
“觉得你很体贴。”
他当时没有多想，带着一丝醉意笑呵呵地晃着玻璃杯，接上Collins的话：“不止如此，我还记住了我们中队里所有人的出生地和出生日期。即使是亲哥哥也未必能办到，我敢说。”
Collins笑了一声，却仍旧垂着眼睛，没有看他。
“是吗，那我的出生地是？”
“你在英格兰的切姆斯福德出生，但在苏格兰长大——奥斯顿，据说是一个古朴的小村庄，有一望无际的绿野和胖墩墩的绵羊。”
“我的出生日期？”
“六月的第二天。”
他不慌不忙地回答，伸手在他这位搭档的肩膀上拍了拍。
“等那天到了，我们一起出去喝酒。你想喝什么都可以，我买单。”
很意外地，Collins没有立刻回复。有那么一刻他甚至以为自己记错了日期，而对方正在犹豫要不要纠正他。
但那个人却轻轻开口叫了他一声。
“Farrier。”
他下意识抬起双眼，随后微微一愣。
Collins端正地坐着，空军制服上的每一根线条都在这样的坐姿下完美地表现出挺拔，一对干净清澈的蓝眼睛笔直地注视他，无声地微笑。由于灯光的关系，那对眼睛看上去和平时所见的晴空颜色稍稍有所不同，像多佛海湾的晚霞落到了里面。头发呈现出暗金色，仿佛太阳的余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