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回到了当初他翱翔过的高度。
他又回到了过去。
一种没有杂质的蔚蓝沉淀到他的心底，一如天空，一如那双眼睛。他假装它们都在，都伸手可及。
一千四百英里的距离在短短五小时过后就会消失，他知道。但生死之间的距离，永远不会。
五小时后，他在运输机的滑轮重重刮过地面的一刻睁开眼，下意识直起身，封存了五年却还没消失的惯性让右手本能地做出一个握住控制杆的动作，然后自己怔了怔，半晌后把事实上并没有握住任何东西的手慢慢收了回去，这才发觉半边胳膊已经压麻了。
圆形舷窗的玻璃上有一行行水迹划出斜线——外面在下雨，或者说下过，因为阳光照亮了玻璃外那层水雾，正是他印象中典型的英格兰初秋天气。
空勤人员拉开机舱舱门，微微调整了一下佩着金色飞翼徽章的侧边帽，朝他们敬了一记军礼。
“欢迎回家，先生们——”
机舱里的人一个个站起来，动作很慢，像一部部零件老化的机器。他听到其中几个人在低声啜泣。
他默默地别开目光，转而看着舷窗以及舷窗外一别五年的故乡的土地，似乎这样就可以让人觉得眼角那里流下的东西只是玻璃上雨水的投影。
他档案里的病历一栏写着“肺结核”，不知被谁用笔重重圈了好几下，标注了一个叹号。
于是他并不意外地得到了“您需要立即前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的安排，在落地一小时后，他被安置到一辆小型军用救护车上，在运送途中接受一些基本的身体检查。
“空军医院，”给他量血压的人告诉他，“距离伦敦二十四英里，旧址在‘闪电战’时被炸成平地，两年前重建了。我们可以替你把消息带给你的家人，让他们知道去哪里探望你。”
我没有家人。
他在心里说。衬衫口袋里那只盖着印章的信封还在，皱巴巴的，因为长期翻弄而磨出了毛边。
他没有家人，当这封信退还到他手上时就没有了。
他让接待处的工作人员在家属一栏上填上“无”，居住地址也是，毕竟他的手写字困难。后者怯生生地看了他一眼，带着同情，细声细气地对他说会有护士带他到候诊室里等待下一步安排。
候诊室是一个大约二十平方米的房间，用白色的挂帘隔出几个隔间，各放着一张木椅，一张小板桌，还有一个装着消□□水和医用工具的矮橱柜，墙上贴满了各种英语告示——不再是捷克语或俄语。我回到了英国，这个想法在十个小时的辗转后终于有了一点点实感。
他坐在木椅上，把微微发黄的信封从衬衫口袋里取出来，拆开。
这封信应该在它的目的地而不是寄出地被拆开。
两张信纸出现在信封里，一张由别人代笔，而另一张是他自己写的。与其说“写”，不如说是“涂”，用手指蘸着墨水慢慢地涂在老旧的纸张上。
——Per Ardua ad Astra。
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话。
长方形的信纸在那时候被他小心翼翼地折成一只纸飞机，一对机翼角对角地叠在一起，压平之后放进信封。
能看懂的人自然能看懂，前提是能看到。
他轻轻翻起纸飞机的两片机翼，平展开，让这个小小的纸制品在他手中变得立体。
窗户在挂帘的另一侧。夕阳的光影影绰绰地透过布料，给这架单薄的飞机刷上一层橙红，仿佛那天在敦刻尔克海滩上燃烧的那架喷火——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