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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四章
舌头伸出来。格格奇不知道该怎么办,想去喊妈妈,因为野外到处是干农活的人,她不知道妈妈在哪里,不但没找到妈妈,自己也回不去了。

    后来怎么回去的,已记不清。

    在农场,格格奇记得暴雨;记得傍晚铺天盖地的蚊子;记得在一个寒冷的夜晚,阿姨们挤在一起把她围在中间。当然,还记得妈妈和阿姨们流泪的样子。

    格格奇完全记事的时候,妈妈带着她回到城里,住进一位在农场时经常见到过的一位叔叔家里,妈妈喊他秦校长。

    乌兰格格奇六岁时,妈妈下班回来抱着她痛哭,说,“你爸不是反革命,不是畏罪自杀,组织上要为他平反了! 妈妈恢复以前的工作,终于可以重返讲台了。”

    过了几天,她和妈妈去几十里外的贡岭县参加爸爸的追悼大会,这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贡岭县委书记。

    回来时,妈妈对格格奇说,“妈要跟秦校长结婚,他叫秦刚,是中学的校长,也是一可怜的人。在农场吊死的那位阿姨就是他的妻子,一位小学老师。以后,你叫秦校长爸爸。”

    在格格奇眼里,秦校长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不说话脸上也带着微笑,说起话,嘴角,眼睛和眉毛都散发着愉悦。她心里说,一点也不喜欢他,怎么能叫爸爸。

    妈妈回到以前的家,秦刚也跟着搬来。

    格格奇上学了,转眼几年过去,在十四岁那年,一天,妈妈去南昌参加先进工作者表彰会,家里只剩下乌兰格格奇和秦刚。晚上,秦刚愁眉苦展,哀声叹气,乌兰格格奇问,“何事呢?”

    秦刚说,“有一件事,让我苦不堪言,说了吧,对不起你妈,不说吧,良心一直受到谴责。你已经长成大人了,个头比你妈还高,帮我想一下究竟该怎么办?”

    乌兰格格奇紧张:“秦叔叔,您说。”

    秦刚沉思片刻,下了很大决定似的,把一本日记拿出来,翻开一页与乌兰格格奇一起看着。

    日记上写着,“遗书”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四日,阴。”

    “我亲爱的丈夫,今晚,妻子做出一个决定,告别这个令人厌恶的世界!我是一位人民教师,处于对新社会的爱,对丈夫的爱,对学生的爱,写过一些诗歌,组织上说是资产阶级的,我只能接受,真心悔过,并决心老老实实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来到农场后,我任劳任怨,虚心改造,希望有一天重重返钟爱的讲台,为中国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没想到,遇到一位心怀叵测的恶的女人——钟秋荔!”

    乌兰格格奇惊讶地抬起头:“我妈!我妈怎么啦!”

    秦刚说,“先看吧,看完再说。”

    乌兰格格奇接着看,“我以为,她是一位同行,是一位老红军的妻子,有一定的无产阶级觉悟,便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困惑告诉她,希望得到她的帮助,让我尽快摆脱资产阶级思想。没想到,她为了获取组织的信任,达到立功赎罪的目的,把我对她说的话和一些只敢心里想,不敢写成文字的诗歌全部向专案小组告密。下午,专案组找我谈话,要我交代问题,其中反复强调要揭露你的反动言论。我说,自己的丈夫没有任何反动言论,他们说我是要与无产阶级顽抗到底。说,给我一天的考虑时间,若不老实交代,把我们夫妻当反革命论处。时间在分分秒秒过去,过了今天,我们的世界不复存在!怎么办?看来,我们是躲不过去了!我怎么样,坐牢,杀头都认了,谁让我轻信一个人面兽心的女人呢。只是把你牵扯进来心里实在不能接受。思前想后,唯有以死来摆脱厄运!唯有一死才不会看见心爱的丈夫蒙受不白之冤!再见了,我亲爱的人!”

    乌兰格格奇眼里喷着泪:“不!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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