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是莉莉的新朋友吗？”伊万斯太太擦了擦围裙，响亮地在我的额头上印了一个吻，“我知道你，科洛弗，我听到过莉莉提你的名字。”
“您好，女士，”我站在门口朝她微笑，“早上好。”
我闻到了她身上蜂蜜和面粉的味道，想起了母亲身上的烟味。
“进来吧，可爱的孩子，别再站在外面了。”伊万斯太太这才注意到我身后的斯内普，朝他客套地一笑，“你也是，西弗勒斯，欢迎你来。”
斯内普一直和我跟伊万斯太太保持着距离，伊万斯太太对他也很不错，但不得不说表现得有些克制，我猜她可能心里不是很喜欢他。但尽管如此，看在莉莉的份上，伊万斯太太依旧努力地招待他。
“莉莉说你们要去同一个学校念书，她可真高兴坏了，”伊万斯太太走进厨房，端出来一盘烤好的饼干，“你们想喝什么，孩子们？家里有葡萄汁，牛奶，橙汁应该也还有一些。待会儿我再去洗一点水果，莉莉喜欢吃草莓和橙子，家里还有不少。”
我对饮料不感兴趣，但看在伊万斯太太热情招待的份上，我犹豫了一下，没有拒绝。“请给我一些葡萄汁吧，谢谢您。”
伊万斯太太给我递了个装满了的玻璃杯。“喝完了可以再试试别的，亲爱的，别太拘束，把这儿当自己家。”
然后她又转向斯内普。“你想喝点什么吗，孩子？”
斯内普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伊万斯太太，冷漠地吐出了一句“不用了，谢谢”。
莉莉和伊万斯先生正在后院里摆弄两盆兰花，见我们来了就兴奋地跑过来，差点被门框绊住摔一个跟头。
斯内普立刻走了过去，他们热切地低声交谈了几句。我乐得清静，捧着玻璃杯坐在沙发上，电视里在播报柏林墙有关的新闻。
柏林墙是我一岁时建成的，它的另一个名字更加伟光正，叫做“反法西斯防卫墙”。我母亲不是个关注时事新闻的人，但对我无数次地诅咒过它。1961年8月13日凌晨，距离我一周岁只有十来天的时候，柏林墙被士兵拉了起来，一开始只有铁丝网，用不了多久就变成了真正的砖墙，后来还加上了瞭望塔，为了防止翻越还刻意埋了地雷。我的父亲，一个苏联来的英语翻译，母亲眼里的“文化人”，因为工作关系被临时留在了东柏林，而我和母亲都在西柏林，天差地别。
过了三年，我母亲改嫁给了一个来西柏林出差的贸易代表，也就是我的第二任继父，然后又是现在的第三任，一站又一站的漂流。
虽然大部分时候她都不爱我，把我看成一个随便对付的累赘，但我有时候会隐约感觉，她真切地爱过我的父亲。我对他没有任何印象，那时候我意识依旧混沌，照片里那个俊秀而斯文的东欧男人只能用来比对长相，不得不承认，我有他的金发、五官轮廓和蓝眼睛。基因真是神奇的东西。
后来搬家次数太多，那张照片我再也找不到了，也可能是母亲扔了，在她某次酗酒之后。我的记忆告诉我，柏林墙是在1990年被拆毁的，但可能在她眼里还是不要拆的好。
“科洛弗，要尝尝巧克力曲奇吗？我觉得它的味道很棒，”伊万斯先生也坐在了沙发上，“想换台吗？我记得某个台有儿童片，莉莉和佩妮都喜欢。”
“新闻就很好，谢谢。”我拿了一块饼干，尝了一口，事实上，所有的英式点心对我来说都过于甜了。
“莉莉说过你很喜欢学习，想要上大学，”伊万斯先生对我和蔼地微笑，“志向远大的好孩子。”
我没有说话。那是一次我和她闲聊的结果，在我还不知道她是莉莉·伊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