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刮起来了，远处的黄土高坡如森林松涛，彼此起伏，我忽然想起学生的作业还没有批改，看了一下脚下，往回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像昨晚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似的。他刷牙，我也刷牙；他做好早饭，我不用叫就过去和他一起吃。我们的一切似乎都还和以前一样。但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关系通过昨天的交谈已经升华到铁哥们。一切也变得随意了。

    五月这一天，也就是五月份的最后一天。我和刘子安一起对十几个学生进行了一次月考。他们成绩好的让我们感到意外，我知道他们的好成绩其实都是刘子安和我友谊的结晶体。

    但也是这一天，四十里村又有一个老人去世了。他孙子就是那个叫哼的男孩子。这样就意味着他没有监护人了。孩子的父母应该把他接走。实际上，哼这孩子不仅不需要爷爷照顾，他还承担着照顾爷爷的起居生活。他爷爷去世了，他父母没有后顾之忧，应该很快就会把哼接到身边去上学了。也就是说，四十里村一下子又少了两个人。村里的窑洞有的因长期无人居住，门前长满草，门窗损坏，有的窑洞已经坍塌了。

    我没有等到孩子们都毕业离开学校结束支教生活，而是在哼的父母办理完老人的丧事离开那天同时离开了四十里村。按照以往的习惯，村支书叫婆姨做了一大锅“蛤蟆古斗”，我吃了一碗。没有吃出来时的那种滋味。刘子安吃了小半碗，他对我说，不知道以后还能见面不。我没有回答，而是反问他，那天走出挺远了，你怎么嚎啕大哭上了？他说，你情绪低落我开导你，你还横鼻子瞪眼儿。我情绪不高时，没有人开导我。越想我越觉得自己活得真他妈的窝囊。所以说就忍不住嚎啕大哭了。

    “对不起。”我说。

    那一天，刘子安喝多了。

    哼的爸妈俩人一起在城里夏天做屋顶防水，其他季节给人做装修等零活，收入可以，就是挺辛苦。他们已经给哼联系了学校，考试后，根据孩子的成绩就可以安排入学。哼的爸是个不爱说话的人。听我问他还会回四十里村吗？他摇头。哼的妈说，老人没了，这儿也就没有什么可惦记的了，至于以后是否还回来不，她摇头，不再说下去。

    到家的第二天，爸做了心血管手术。妈不让我在医院陪护，我坚持在爸身边照顾他，奶奶说我长大了，就让他夜里照顾吧。

    9月初开学后，我又重新开始大学生活。校园依旧是原来的模样，文化路两边的香樟树的叶子似乎都和以往一模一样。可张强、教授和魔术师他们都毕业走人了。我不想住在原来的寝室，调整到南校区去住了。这里是新校区，寝室的家具都挺新。寝室里还是住四个人，他们几个听说我为了支教休学一年，都用看大猩猩的眼神看我。